只有让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无得失牵挂和后顾之忧，才能使民主生活会起到实效

　　“又要开民主生活会了，又得说一些违心的话，听一些无关痛痒的话。”6月中旬，北京市某机关一位领导干部私下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抱怨。

　　根据中共中央1990年印发的《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规定》，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上半年的民主生活会应在7月底以前召开，下半年的民主生活会应在翌年1月底召开”。

　　作为党内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制度，民主生活会一贯被视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大法宝。

　　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不少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质量并不高。只谈成绩、不谈问题，或者大张旗鼓谈成绩、轻描淡写谈问题，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甚至不管班子问题有多严重，相互之间总是讳言批评，最多是“提点希望”，偏离了民主生活会的本意。

　　评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

　　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机关领导干部告诉记者，在有些民主生活会上，也有人提意见，但多无关痛痒，或明贬实褒，比如“批评”领导“有时对同志要求太严”、“干工作不注意身体”、“忙工作不顾家”，等等。

　　在他看来，部分领导干部对民主生活会重要性认识不足，往往是在制度的约束下才开。“有时就是以提高认识为名，找几个文件，轮流念念，自我总结，没有触及灵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安排人写个材料上交了事。”

　　有被访者还提到，一些民主生活会被开成了“牢骚会”、“诉苦会”，领导班子成员不愿敞开思想剖析自己，“在这样的民主生活会上，能听到的就是发牢骚、诉苦恼，找客观原因，唯独不讲自己存在的问题。”

　　此外，本刊记者了解到，有些民主生活会并不民主。会议一开始，“一把手”就抢先发言作报告，讲得天马行空，容不得别人插话，更不给别人留发言时间，活生生一个“报告会”、“家长会”。

　　按照上级党委(党组)成员参加下一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要求，有些单位和部门的民主生活会上，虽有上级领导参加，但这些领导通常只说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类官话套话。

　　上世纪80年代，中央以成文规定的形式，首次建立全党统一的民主生活会制度。1992年10月18日经党的十四大通过，在党章中首次载明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并沿袭至今。

　　据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介绍，民主生活会是专为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所设置的，即领导干部在参加党的支部、小组生活之外，还必须定期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但近年来民主生活会病象滋生，有些人对此颇多针砭，有的担心‘渐流形式’危险。”

　　受访专家认为，民主生活会需要有真诚、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不能营造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良好氛围，变成相互评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暴露出动机不纯、思想不纯、党风不纯，是新形势下作风腐败的一种具体表现。

　　“好人主义”何以盛行

　　“批评领导怕被报复，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批评自己怕失威信。批评别人很难，批评自己更难。”对于民主生活会质量下降，北京某科研机构一位干部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鲁照旺认为，民主生活会中“好人主义”盛行，与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深刻变化有关。随着改革的深入，个人利益逐渐变得稳定和可预见，有些领导干部明哲保身观念有所增强，党性比以前弱了，私心比以前显性化了，结果导致民主生活会开得“你好我好大家好”，和气一团，应付了事。

　　据本刊记者了解，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对领导惟命是从，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即便有不同想法和观点，在公开场合也不敢说、不愿说。这种缺乏民主修养和实行民主能力的现象，严重制约了党内的民主进步。

　　“作为领导班子成员，肯定比一般人更清楚班子其他人存在的问题。”华南师大理论部副主任、广东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谈方教授说，如果有人在民主生活会上，及早、坦率、深刻地指出问题，有些人也许不至于在歧途上越走越远，乃至最后身败名裂。

　　在谈方看来，民主生活会上“好人主义”盛行，很大程度上因为少数领导干部喜欢搞“一言堂”和“家长制”，忽视党员参与党的决策的权利，使党内的一些决策，很难建立在真正民主基础上。“这就使得很多人不想说、懒得说，也就不能出现畅所欲言地进行真正的思想交流的局面。”

　　谈方认为，有些单位和部门主要领导，将本应让班子成员参与和了解的事务有意捂着，使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也严重挫伤了他们参与民主生活会的积极性、主动性。

　　鲁照旺也认为，有些单位和部门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主要是“一把手”不重视，为走形式应付上级检查。有些班子主要领导怕暴露问题，以致“家丑外扬”，影响班子形象，所以很难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

　　权力生态环境出了问题

　　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最终后果是掩盖了领导班子自身存在的问题。“有些民主生活会的简报和整改措施上报，少不了粉饰成分，如果上级再官僚一些，看到的就是个假象。”谈方表示。

　　2008年10月6日，湖南株洲市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何智，因涉嫌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等罪受审。据媒体报道，在其任职期间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数名党组成员公开揭露何智涉嫌腐败，此后又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强烈要求对其采取相应措施。此后何智被当地纪委“双规”并进一步掌握证据。

　　中央有关领导获悉此事后专门作出批示，表示湖南株洲粮食局召开民主生活会揭露“一把手”问题，核查属实很不容易，并要求进一步汇报了解。

　　“可遗憾的是，在民主生活会上能把问题揭露出来的，目前现实中少之又少。”谈方说。

　　“在现实中，要通过民主生活会公开挑战本部门‘一把手’的权威，甚至揭开存在的严重问题，这简直就是奇迹。”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认为，这也许是何智一案引起高层关注的原因所在。

　　齐善鸿表示，民主生活会本是大家交心、互相提高的民主形态，但目前有些民主生活会并不能真正发挥坚持真理、广开言路的作用，也失去了领导干部之间相互监督约束、培养同志式的健康感情的功能。

　　“变味的民主生活会，不可能触及灵魂的震颤，更不能通过激烈的思想交锋而达到共同提高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毒化人的灵魂，误导人的价值取向，恶化权力生态环境。”齐善鸿说。

　　制度创新迫在眉睫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社会在快速发展，党的建设也应与时俱进。民主生活会是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级党组织应在民主生活会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不能总在原有模式上兜圈子、打转转。

　　“民主生活会开得好不好，关键在‘一把手’。”鲁照旺表示，“一把手”必须树立起民主意识，要把民主生活会真正作为更好地解决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平台，看作集合广大党员干部智慧的平台。此外还应通过一定的制度，把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反映在民主生活会中。

　　他建议，提高民主生活会的信息公开程度，建立民主生活会的信息公开机制。首先要提高对广大党员的信息公开程度；其次对于和广大群众相关的问题，也要对非党员公开。只要不涉及机密，越是公开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越能体现民主生活会的价值。建立民主生活会群众评议制度，或吸取群众参与民主生活会。”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党总支书记张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开民主生活会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这需要“一把手”平时就营造一种让下属敢于说话的氛围，加强科学和民主建设，使问题和矛盾一出现就能得到及时化解，而并非一定要积攒到民主生活会上解决。

　　他指出，民主生活会可以探索逐步扩大参会人员和征求意见的范围，“在解决班子和班子成员问题时，也使与会者受到党内民主的教育和影响，进而带动推进社会民主建设。”

　　叶笃初认为，开好民主生活会，要紧密结合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关规定及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实际，讲求实效，做好工作。“党委或党组的主要领导人，是民主生活会第一责任人，更要严于律己，以模范的行动带动其他同志，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

　　齐善鸿指出，关键是要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干部民主选拔机制，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杜绝民主生活的“形式化、过场化”，这样才能让其他人敢于发表不同观点和意见，敢于揭短。

　　“由于客观存在着下级命运被上级掌握、同级命运被‘一把手’掌握的现象，要让民主生活会真正发挥作用，就要杜绝下级盲目对上级忠诚而忘记忠诚于真理的现象，健全对敢于坚持真理讲真话的人的保护机制。”齐善鸿说。

　　“对说真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领导干部，应进行严厉的问责。”谈方建议，对领导班子成员存在违纪、违法问题，本人不自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知情，但在民主生活会上不指出、不批评的，一经发现，应该切实地、严肃地追究本人及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在继续运用好面对面的形式的同时，可考虑拓宽渠道，尝试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谈方说，“可建立若干个类似网络聊天室或QQ群的小范围的‘民主生活会室’或‘民主生活会群’进行思想交流，或开展批评。这样既可免去面对面的尴尬而畅所欲言，还便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检查监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