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中国最欠扁人物我排第三

　　任志强:我一直"为穷人说话"

　　大连住宅产业化和房地产业高峰论坛的主席台上，任志强正准备发表演讲。一位穿运动装、戴眼镜的年轻小伙子，大叫着“闭嘴吧”，将臭烘烘的运动鞋扔向了主席台。在短暂的混乱后，任志强自嘲受到了总统待遇，继续神态自若地演讲。

　　此前，主办方播放了《蜗居》的一点片段。《蜗居》是去年热播的电视剧，引发了广泛而尖锐的争论，它描述了城市白领身为“房奴”的困境，以及年轻女性投怀送抱权贵的生活。在发表演讲前，任志强调侃说，贪官宋思明开的车比蜗居还贵，这直接激怒了“扔鞋男”。

　　“扔鞋男”25岁，是大连当地人，与父母共同居住，家中积蓄不够支付一套房子的首付。先后两位女友因房子问题而离开他。他正是当下陷入高房价困境的中国年轻人的典型代表。他的扔鞋举动，被反应迅速的媒体放到网上，赢得很多网友的叫好。这正折射了贫富尖锐对立的中国房市如火药桶一般，“房奴”或者被无房困扰的网民们怨气冲天。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倾两代人三个家庭的所有，也许还不够一套房子的首付。而任志强屡出“房子是给富人盖的”、“买不起房就该回农村”的惊人之言，被神经因房价变得敏感的公众视作高房价的鼓吹手、“吸血鬼”地产商的代表。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在与任志强首次聚会前，曾在微博里写：“明天我准备和任老板刺刀见红，给他普及一点中国贫民的知识”。

　　微妙的是，从2005年最想揍的人之一到2009年真男人，任志强在公众中的形象正在经历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将他视作《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他指出了房市的最大获利者正是政府。财经作家吴晓波则在他的专栏里写道：“任志强也许是地产界读书最多、最清醒的人，也是最具有思考能力的人之一，可他又是最被批判、最被妖魔化的人。”

　　本刊试图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任志强的世界，对他进行一些了解……

　　59岁的任志强留给公众的印象相当固定：多年保持不变的发型、宽脑门上紧锁眉头刻下的深纹、绷紧的腮帮子、几乎瞪出眼眶的眼珠。他似乎无时无刻都是这副严厉、咄咄逼人的模样。两年前曾采访过任志强的财经作家苏小和告诉我：“当时他在等我，假装在看书。开始爱理不理，后来很客气。”

　　在任志强的办公室里，我采访过他两次。隔着宽大的办公桌，他往后斜倚着靠在椅背上，脸上没有表情。当他想强调他想表达的意思时，眼睛会直直地瞪着你。第一次采访了一个半小时，任志强总共有八次打断或反驳我的问题：“你的概念是错的”、“你这个问题太无知了”、“你们将问题想偏了”……第二次采访他，他依旧面无表情。我说：“任总，上次在这里采访过你，还记得吧？”他斜靠在椅子上，眼睛向上挑了挑说：“我知道你。”

　　阎阳生是任志强在38军的老战友，曾任全国工商联执委和《中国工商》杂志总编辑。他曾带一年轻女记者去任志强办公室采访。任志强面无表情，把女记者吓得直打哆嗦。阎阳生怪他把小姑娘吓成什么样了，任志强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一笑那女孩更害怕。“任志强是一个很有气场的人”。

　　前华远集团副总裁、与任志强共事二十年的齐跃说，很多人不愿意去任志强的办公室，哪怕是跟他非常熟的人。在外面他还会说笑，一回到办公室那个环境，就变成了瞪着眼，没什么笑容、面无表情。

　　任志强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解释自己为何在办公室总是绷着脸。“一到工作环境中，我脑海里就出现了很多跟工作有关的事情，自然而然就进入这个情景，面部表情就会相对严肃了。离开办公室后，我就放下这些东西了，也会笑。”

　　任志强是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华远集团总裁、华远地产董事长。从规模上讲，在全国房地产公司里，华远地产不算大，去年营收11。60亿元。从个人财富上讲，任志强是替国有企业打工的，远谈不上房地产行业里赚钱最多的人。但是，任志强针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多次撰写万言书，以尖锐的言论著称，他是地产界抨击政策声音最响亮的人，也是地产界最具争议性的公众人物。

　　任志强对中国房地产政策研究有着非常的嗜好。2003年，他牵头与几家企业联合成立了研究机构，专门研究房地产的数据。“从房地产行业来说，我敢说，中国最系统的房地产数据研究机构是我们的。”任志强表示。他的地产界朋友、生意伙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以前与人PK，会发短信求助任志强，向他索要数据。曾经多次和任志强一起参加论坛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说：“任志强确实比很多专家比如易宪容、谢国忠等要强，那些专家没有数据支持，而任志强有。”任志强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顾问，住建部、地方政府也时常到任志强这里索要数据，咨询意见。任志强自称是在做“开启官智”的事，从对政府23号文件的质疑到参与18号文件的起草，他在中国房地产业的“国策顾问”这一条路上越走越深。

　　华远地产人力行政总监李春晖透露，任志强要求华远高管人员看《新闻联播》。任志强未必认为国家说的百分之百都是对的，但他认为《新闻联播》一定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新闻导向，它传递的是政府政策导向，你要了解它，你要知道政府现在在支持什么，它要做什么东西……

　　任志强对政治、政策的热情，也许与他本人的出身、历有关。从上山插队到下海创业，他几次命运的巨大改变，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1951年3月8日，任志强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红色高干家庭。任志强的父亲叫任泉生，1918年7月生于山东省掖县，2007年8月在北京过世，当时新华网发了通稿。据新华网介绍，任泉生1937年参加革命，曾是新四军干部，解放前担任过中原局税务局局长，解放后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任志强初中就读于北京35中学，这是当时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中学。据他的同学赵晓航回忆，任志强当时的家位于西城区平房区，是一个独立院子，红漆大门，车能开进去。平房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但里面装修是西式的，铺着木地板，安有暖气。

　　任志强说，他家当年的生活其实相当困窘。小时候去照全家福，身上经常是破衣服、露脚趾的鞋。平时就用哥哥姐姐的衣服接接袖子裤腿，打上补丁继续穿。他说当时整个国家都在挨饿，没有一个家庭不挨饿，只是程度不同。他每顿都吃不饱，早晨稀粥加一片窝头片，中午是红薯面的窝窝头。

　　回忆起母亲，任志强的表情柔和了一些，语气平缓。“我的母亲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他身体前倾靠在桌子，右手肘支在桌面上，右手握着拳头抵着头。时不时陷入深思中。他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是，当红卫兵冲到家里来时，母亲手握着刀拦在门口，保护背后的儿女。他还记得当时缺粮，家里一碗饭要用筷子分成两半，每人半碗。任志强用右手食指比作筷子，斜着虚划了一道线：“我母亲下筷子是斜着划的，这样表面上看是两半，实际上我的一半饭量比她多。”

　　我问任志强是否从小缺少母爱，任志强矢口否认这一点：“我没有说，是潘石屹说的。我的父母他们平常为了工作把我们放在保姆家里，小时候住校，放在阿姨家里。潘石屹就说我缺少母爱，这是两回事。我认为这恰恰是一种爱。他们爱更多的人。”

　　但我找出了去年10月11日采访任志强的录音，任志强是这样说的：“我很悲哀，我从小没有父爱母爱，都是别人在带我。潘石屹认为交警卫员带是自豪的事，我觉得是悲哀，没有母爱，父母在战场上，只能交给警卫。从我的角度，我最需要的是母爱，从小部队今天走到这，明天走到那，跟着走。刚开始解放，到处跟着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他的角度当然羡慕我。1988年，我家惨得很，那些破东西扣了我父母好几年工资，我宁愿扔了再买，但就是不行，很多年轻人就是不了解这些事。”

　　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冲击了这个家庭，全家人天南地北各居一方。

　　任志强母亲战争年代就有很严重的关节炎，在文革时期去了辽宁盘锦干校种水稻，住棚子，站在冷水中插秧，这加重了她的关节炎。这样，家也散了，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独立或半独立生活状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他与同学们一起抄过“成分不好”的人家，押送过人回原籍。“我们就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我们就该去做。”他说，“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包括大炼钢铁，在学校都是大炼钢铁。现在看来是胡闹，但当时也会去做这种事。那时候我们到处捡钉子，捡破铜烂铁。那时候学生的一片热情就是要解放全世界，不让大家受穷。所以毛主席说打到哪我们就打到哪，包括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当时这是普遍意识。”

　　对于命运巨变，任志强的父母和他本人，都认为天生该如此。1968年末，任志强作为知青去了“革命圣地”延安。他曾在博文里写道“他们(父母)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融入血液里的信念和习惯。”

　　去延安的基本是17岁左右的学生。最小的是14岁的毕京京。毕京京记得，从北京出发总共花费五天才抵达插队的郭庄。当地支书说，延安这地头是革命圣地，旱涝保收，如果旱了就沟里收，如果涝了就坡上收，就是靠天吃饭。当时当地亩产也就四十斤左右。一个大队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碾子、一辆价值80块钱的驴车、几头牛、几十只羊。延安1971年的GDP仅仅相当于1946年的GDP。

　　今年5月6日，我去了延安市宝塔区郭庄村，离延安城区约40公里，现在已全是水泥公路，坐车一小时就到了。我找到了任志强曾居住的窑洞。在长着荒草的低矮山坡上，有两个破败的窑洞。约2米高，上面是白纸糊的窗子，下面是一米多高的木板门，个高的人进去需要低着头。我把照片拿给任志强看，他说，这是后来翻修过的。当时的窑洞比这还破。

　　在郭庄，知青需要学做农活，什么都干，种小麦、小米、荞麦、玉米、红薯等，第一年每个人只分得七斤小麦。在同去的知青眼里，这些年任志强变化不大，他当时就很直爽、很实在，干活从不投机取巧，像个小老虎似的。一次割麦子的时候，镰刀把任志强的脚给划了。有的农妇就叫了起来：“哎呀，流血了。”任志强拿起一把土抹在伤口上，连说：“没事、没事。”“他特别粗犷，当地人都说他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毕京京说。

　　当地没有水，喝的是黄泥汤子，搁到缸里用白矾沉淀。几天时间就需要洗一次缸，要不然沙土就积了半缸。盛水的时候不能搅动，一搅沙子都起来了。“经常缸里出蛤蟆，很正常的。”任志强说。如同他的父母一样，他认为吃苦理所当然。

　　1969年8月，任志强离开郭庄，成为“万岁军”38军的一名士兵。他争强好胜的一面在军队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次挖坑道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和老乡抽烟，找不着火柴。任志强从土炉子里拿出一块暗红色的炭，给大家点烟。一块炭在任志强的大手里烧得嘶啦啦地响，一股子烧焦的肉皮味冒了出来。大家全都愣神了，任志强催促道，赶快点，就这么拿着炭给被吓得够呛的战友点了一圈烟。他还特别得意地看了看大家。

　　任志强决不肯以软弱的姿态活在世上。在部队时，他当过工兵班长，经常钻地道搞爆破，很容易受伤，他对他姐姐讲，如果他受伤了，能救就救，如果救出来没用了，干脆把他拧死算了。后来他哥哥出车祸，包机从海南送到北京，任志强在飞机上下了决心，如果哥哥不行了，就掐断氧气不让他受罪做植物人。任志强的强悍可见一斑。

　　任志强遇到很难解决的问题时，就是一个人憋在屋里，双眉紧锁，不说话，也不找人倾诉，一个人死扛。每次遇到难解的大事，任志强一着急就高烧不退住医院，一住一个星期。和任志强共事的二十年，齐跃见他住过三四次医院。

　　1985年，任志强曾入狱一年多。就在监狱里，他也处处争老大，干什么活他都要比别人强。监狱里不能抽烟，去了检察院办公室，任志强二话不说上来就抢人家烟抽，弄得连法院、检察院的人都觉得他特别拧巴。

　　而他的争强好胜，特别表现在抬杠上。一般人见面都会问好，最近怎么样？但是，你见任志强都不能用这种温柔的话问，一说他会觉得没意思，怎么这么没劲。有一次潘石屹见任志强问：最近和别人吵架了吗？任志强想了想说：还没吵。潘再说：吵架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不吵架，你这日子跟没过似的，难受。潘石屹说，任志强和人吵架后反而挺高兴。任志强最激烈的一次吵架就是几年前和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吵完架以后，两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任志强下来后说：这回终于把老汪给骂了。汪光焘出去后跟人说：这回把他们叫过来臭骂了一顿。两个人都挺高兴。

　　战友阎阳生说，任志强其实很聪明，会搞关系，当年他会打桥牌，并因此和连长套近乎，连长被他忽悠得团团转。“现在别人只看到了他桀骜不驯的一面，他和北京市、住建部的领导意见不一致，或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就顶撞。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自己反正不犯大忌，争论的时候，他其实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谈的，即使对方生气了，事后也会琢磨他说的是不是对的。”

　　1993年，潘石屹是北京万通公司总经理，在北京东边办公，华远办公室在北京西边，潘石屹和任志强首次合作，双方成立了一家子公司，潘石屹那方占95%，任志强这边只占5%.一天，潘石屹接到任志强的电话，要他过去商量事情。任志强指责他侵占小股东利益。原来，潘石屹用这家子公司的名义买了一辆小车，再用子公司的名义把车租给母公司，并按市场价格付租金了。任志强说他侵占小股东权益，找来一大堆证件、发票等，最后一计算，潘石屹确实占了任志强两三毛钱的便宜，潘石屹急了：“任总，你打电话叫我来，折腾了一下午，我从东边跑过来，汽油费都不止两三毛钱呢。”

　　“他一辈子都在跟人抬杠”，齐跃说，“北京人讲抬杠长知识。他今天跟你抬杠，比如说没抬过你或者说谁也没说服谁，他会马上回家找书，看一夜，看明白了，第二天接着跟你抬，一定要把你抬服了为止。抬着抬着，他被逼成了专家”。

　　“而且他今天跟你抬这个论点，他没说清楚，他下回抬的时候，你跟他说，上回你不是这么说的。他不会承认原来错，只说不过是没表达清楚。他把上回的论点给你拧回来，这回把你抬得服服帖帖的。”

　　遇到他抬杠输了，任志强也不会直接称赞对方，他认输的表达方式，举例来说，若他遇上下属说得对的情况，他就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一个挂历：“哎，这个挂历特好，送给你。”。。。。

　　任志强像一条喷火的暴龙，四处点燃战火。傲慢的姿态、刺耳的言辞、拧巴的沟通等等，让他饱受诟病。他曾在论坛上回答一位年轻人的提问：你劳动生产力不行，所以不能在北京买房子；你应该被淘汰到二线城市去，二线不行就三线城市，再不行，回农村，还有宅基地。他曾经呵斥热衷打拖拉机的下属：“你们真是纯农民，就会开拖拉机！”

　　任志强自称是“血色浪漫的一代”，他身上打下了五十年代的深刻烙印。潘石屹认为：“文革前后培养出来的50年代、60年代这一批人，还是有革命精神的。像吃苦、理想主义、为别人着想，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革命情怀带出来好的一方面。我了解的任志强，就很聪明、勤奋和正直。”

　　对于任志强让公众印象比较深刻的诸如傲慢、生硬和拧巴等特征。潘石屹给出了时代的答案：“这同样是因为他成长在那个革命、斗争的年代。这个年代让人变得粗糙，语言粗糙，行为粗糙，只有这样才能在那个年代活下去。原来是细皮嫩肉，表达方式都是比较委婉的、温柔的，现在为了生存下去，就得把人锻炼得皮厚一点。多少精致的(人)死在了那个年代，疯在了那个年代。”

　　任志强不讲究吃穿等生活品质。他的平头很多年都是他的副总齐跃给理的，齐跃插队的时候练出了理发的技术。齐跃说，在食堂吃饭，很多人都会挑剔，说不好吃，但是任志强没这个话，给什么吃什么，并且永远吃光，从来不剩。任志强一次请潘石屹在高档餐厅吃鲍鱼，任志强没用勺子或叉子，直接端起盘子将鲍鱼倒进嘴里。潘石屹当时惊住了，觉得这真是一个革命战士。

　　“你说让他客客气气地很礼貌，他就从来不会，另外他觉得这些东西无聊。从他的价值观来说，这些东西是不对的。”潘石屹说。

　　当我问任志强批评潘石屹的时候，是否会考虑对方的自尊时，他有点愤怒地呵斥：“你们这些社会上的人太浅薄了，简直是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朋友之间还会考虑这些吗？”

　　当年和任志强一起劳动的延安郭庄村村民郭志爱告诉记者，在延安当知青的时候，知青们与当地人吵架，任志强在旁边劝知青：“我们是从城里来的，读过书，不要和农民计较。”虽然他的心是好的，但是他的话里泾渭分明的身份划分，带着红二代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的优越感，是造就他骄傲性子的部分原因。

　　一方面，他的优越感让他以傲慢强者的姿态示人；另一方面，任志强嗜好看武侠，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武侠小说他都看过，连东一句西一句、下文不接上文的武侠小说都看。齐跃说：“可能他内心里是有点大侠情结的。”李春晖也证实，在华远图书馆里，有很多任志强捐赠的武侠小说。

　　优越感和大侠情结，让任志强喜欢锄强扶弱。对于任志强言辞犀利、姿态咄咄逼人的形象，齐跃认为，任志强的傲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他对人挺好的，第一，他不害人，第二就是朋友有了难处，他能帮的，一般都会帮。他是做事的情商高，说话的情商不高。”

　　和任志强一起到延安插队时的知青、现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毕京京少将告诉我，当时在郭庄插队时，他年纪小，经常不干活，坐在家里看任志强做饭。当时村里百姓都吃糠做的窝窝头，吃不饱饭。看到小孩子扒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知青做饭，任志强会说“来，来，来”，把孩子叫进房子，赶快用碗盛上自己做的小米粥、玉米渣子粥给他们吃，还会往他们兜里塞土豆。

　　大约四五年前，任志强与潘石屹见一位大官，领导想拿宏观调控收拾这些地产商，先批评潘石屹。任志强就跳出来一句句地把话顶回去了。“他这个人平时可以欺负我，可是别人要欺负我的时候他帮助我。”潘石屹说。

　　西单附近不少物业属华远地盘，早些年，西单有一卖冰棍饮料摊的兄弟三人比较强悍，无人敢惹。有次任志强和兄弟三人发生矛盾，任志强急了，一拳打过去，他当过工兵，拳力特别大，将对方打退了好几步，后面那几筐汽水跟着全倒了。

　　但是，一九九几年的时候，华远负责西城区的拆迁改造工作，有位老太太，见任志强来了，一巴掌对着任志强的脸打了过去，后者的眼镜都被打飞了，接着又揪志强的头发，任志强没还手。事后他的老战友阎阳生看到任志强的头发都被揪掉了一小块，任志强说很痛，但就硬挺着。对方是老太太，他只能忍着。

　　李春晖与华远同事在美国进修时，任志强去看望她们。李春晖因身体不适提前回了宿舍，躺在床上。后来她起身准备出去吃饭时，发现桌子上放着一碗面。别人告诉她，任志强吃饭之前，先点了一碗面送到她宿舍。就这一碗面，让在异国他乡的李春晖一下子热泪盈眶：“如果在国内，未必有这么深刻的感受。但是在异国，就觉得很温暖，他是粗中有细的人。”

　　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曾想和任志强“刺刀见红”，但今年五月在潘石屹夫妇组织的聚会上，刘春第一次接触到任志强，觉得对方是个不错的人，绝顶聪明，童心未泯。大家拿他逗闷子，开玩笑。“他是个很好玩的人，像老顽童，我行我素，不会考虑外面的反应，有他自己的看法。”聚会时任志强拼命发微博一直没抬头，张欣的孩子问他妈妈：“妈妈，那个叫任志强的为什么傲慢得一直没抬头？”在微博上任志强很长时间只关注潘石屹，那天聚会，潘“强迫”他关注了其他人。

　　通常让人以为傲慢生硬的任志强，却出人意料地在互联网上极其愿意跟普通网友沟通，目前粉丝已经过80万。迥异于其他名人，任志强的沟通甚至到了有话必回的知心大哥境界，以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问他跟房地产完全无关的考试、找工作等人生问题，有人开玩笑说，任志强已经胜利取代李开复，成为新浪微博的头号知心大哥。年届花甲的任志强还经常童心显现，微博聚会局上，潘石屹调侃他应该把一块心形巧克力献给粉丝“蝴蝶小艺”，因为任志强和素不相识的她交流很密切。或许，这也能解释朋友所谓任志强的另一面。潘石屹也认为，因为微博这种互动式沟通，或许也能部分改变任志强。

　　潘石屹和李春晖都提到，唯一能改变任志强的人只有他女儿。我采访任志强时最后谈到他女儿，他难得地露出笑容，嘴巴甚至微张成O形。我问他：你一个月才见你女儿一两次，你不想她吗？任志强说：“我有我想女儿的方式，比如说我桌子上摆了很多我女儿的东西，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我女儿写的字，这都是一种思念。”说着，他开始围着他的半弧形的办公桌扭来扭去，女儿的照片、女儿用过的东西……突然，他看到了桌子上的招财猫(玩具)，他一把抓住招财猫，眯着眼睛，咧着嘴笑着说：“呵呵，我女儿的招财猫！”

　　相对来说，任志强的表达方式，他的朋友、生意伙伴、下属等身边人更易于接受，他们更为强调任志强心眼好、说真话。而站在与公众沟通的角度来看，他的表达方式过于激烈，引人反感。苏小和说：“他是刻薄的，不宽容的，唯我独尊的。真正有思想的人，总是和颜悦色的，而任志强的脸总是绷得紧紧的。”

　　吴晓波在其专栏里写道，任志强正反映出“当代社会精英在话语表达能力上的困境”，“从来没有接受过代议文明的教育，我们的公众人物一直没有学会用一种理性温和、具有建设性的话语来与大众沟通”。。。。。

　　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任志强在军队已经待了十来年，他在部队中提了干、立了军功向父母报喜时，父母却告诉他：“我们在你这个年龄时早已有更值得夸耀的成绩了”。“这或许对任志强是个比较大的转折点，他父亲是副部级干部，他的目标比较高”，齐跃说。

　　对于一个具有野心、个性强烈的人来说，在和平年代从军并非是最好的选择。

　　“任志强后来当了华远负责人，我们都不感到奇怪，因为任志强个性只适合当一把手，当二把手会干不好，这是他的个性决定的。”他的初中同学、一起到延安郭庄插队的知青赵晓航说，“任志强是个倔头，一条道走到黑的。”

　　1980年，任志强转业，并开始创业，到一朋友开的公司任副总经理，主要经营百货、餐饮等业务。齐跃在1980年第一次见到任志强，当时齐跃去应聘兼职做财务，任志强是负责人。“当时是冬天，任志强像个土匪头子，在一个小房间里，穿一身绿色的军棉袄，理的非常短的小平头，典型的北京干部子弟的发型。见面时，他很严肃，坐在那里用眼睛瞪着你，基本无笑容。”

　　《地产狂人任志强》一书中曾记载有任志强如下一段话：“其实早期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人还真是干部子弟，他们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也能够体会到国家开放的决心书，否则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任志强转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百货，在北京地安门附近的一条马路边租了一间房，批发兼零售。后来，房东收回房子。1982年，任志强开始做餐饮，员工卖油条，他收钱。再后来，他又从山东贩卖苹果到北京。

　　据一位熟悉任志强的人士介绍，“任志强的命运并不算好，那个年代，很多高干子弟都没吃过什么苦，他吃的苦比别的高干子弟都多，他不太靠父母。相比很早就下海的那一拨干部子弟，他已经差了一大截，别人已经在倒腾服装，或者倒腾国家指标了，而他才开始做小买卖。在某种程度上，相对那些高干子弟的同辈人，他有一点自卑。”

　　我曾问过任志强：干部子弟身份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便利之处？他一听就急了，瞪着眼喝斥：“这都是瞎扯！当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父母早就退休了，既无权又无职了，和干部子弟有什么关系？你们都以为干部子弟都能走后门，胡说八道！你们把社会想得太可怕了！”而且，任志强强调：我父亲和西城区有什么关系呢？商业部和西城区隔着七八级呢，这都是瞎扯。

　　赵晓航曾任监察部驻海关总署监察局副局长、海口海关关长，亲手查处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厦门、湛江等多起走私大案，他说：“哪个贪官污吏如果不干净的话，哪个商人如果第一桶金不干净、偷税漏税的话，他敢这么张狂吗？现在是既仇富，也仇官。在这种情况下，任志强竟然常年坚持‘任大炮’，你说他没有一点自信，他没有一点坦诚，他没有一点纯正，他敢吗？”

　　齐跃说：“经商这件事，据我了解，他父亲没给他什么帮助。因为当时他们父子俩的位置差距太大。唯一能帮上忙的，就是一些人际关系。比如他父亲的同事、同事的小孩，比他下海早，任志强认识他们，偶尔能帮上一点忙。”

　　1984年，任志强到华远集团做部门负责人，他想到将齐跃招过来，齐跃当时的工作在一国营单位，单位开始不同意，最后要求齐跃出三千元培养费，“当时三千元是什么概念？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元。”齐跃将实情告诉了任志强，任志强说：“三千元我给你出！”就冲这句话，齐跃来到了华远担任会计，后来做到了华远副总裁，直到2001年左右。

　　任志强这些年仍旧保持了倔头作风，说话直接，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但是，齐跃说：“这些年任志强变化很大，比以前平和多了”。毕京京说：“后来你看到他说的那些大实话，我估计插队对他有影响，在插队期间，他亲眼看到了自然规律，并开始尊重自然规律，旱了就没有收成，涝了也没有收成。按规律办事，他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实话实说。”

　　2007年1月，任志强在《答复网民的提问》一文中曾提及自己1985年9月进过看守所的事，并在那里待了十四个月，最终经检察院证实无罪而释放。

　　任志强并未详谈自己入狱原因。齐跃当时是公司会计，也一同受牵连入狱，但后来他因妻子快生小孩了，检察院以“老婆生小孩，家里无人照顾”为由，他被提前释放了。齐跃分析，此事的主要原因是任志强得罪人了，“西城区有个审计局，华远算新兴公司，审计局有时会来审计。一天，华远请了很多建筑界的权威专家来开会，就某一技术问题进行讨论，任志强非常重视。就在此时，审计局局长来华远审计，约我们谈话开会，任志强当时说，‘你没提前约，我约了一帮工程师正开会，我今天不能接待你’。当时华远算小公司，在西城区，对那些官员来说，算不了什么，来你这审计，你不拍手欢迎，还给对方脸色，能好得了吗？后来审计局就开始找茬。那年中秋节那天，检察院就把我们给带走了。”

　　“当时，新兴的东西总是要调查，但是导火索就是任志强没有接待那个局长。任志强吃亏在说话方式，他的说话方式确实让人接受不了。你想想当时审计局局长，在西城区是权力多大的官呀？”齐跃说。

　　齐跃和任志强关在不同的看守所，外面传说，他们几个要被枪毙，对他们的家庭造成很大伤害。齐跃和任志强的狱友也认识，那些狱友说，任志强天天在里面学外语，背了九百个英语单词，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并且，还为此事和狱友抬杠。“像我们被冤枉了，发点牢骚什么的，很正常。但任志强出来后，一句话没说，这点我比较佩服。这可能是骨子里他父母带给他的。”

　　入狱给任志强带来很大影响。任志强出狱后，齐跃到他家探望，发现任志强的白发比进去之前多了三四倍，当时任志强才35岁。

　　采访时我问任志强：华远遇到重大事情时是你一个拍板决定还是集体讨论？任志强说：“我们过去由党委做决定，现在是董事会做决定。我从来不自己做决定，因为我被共产党在监狱里关过，所以我更知道自己做决定要承担责任。所以我一定会找个挡箭牌，坚决不自己做决定。你们恰恰都给说错了，这都是极端错误的认识。”

　　不给面子的实话实说给任志强带来过不少麻烦。李春晖说，“任总有时说话或发表文章后不久，会有一些国家相关部门来查我们，比如查我们的税收，看你是否合法。确实给我们造成被动，因为我们正常有很多工作，但是要接待他们，要把账本给他们看，但实际上查完了又没有问题。”

　　齐跃说：“任志强这种性格得罪了很多人，但他不考虑得罪不得罪，只考虑真与否。比如有时候央行出了一个政策，任志强会写文章评论。马上就会有反应，什么贷款啊或者办事儿，华远都会收到反应。”

　　齐跃曾经劝任志强尽量少说点。但是，“他就这性格，怎么劝也没用，他反而说：这对国家的利益和整个的中国经济，会有用。你不能说是为了华远好办事就不说。”在齐跃看来，让任志强不说话，是不可能的事。

　　潘石屹告诉我，任志强只有一次服过软。几年前一次宏观调控的时候，任志强发表了很多言论，一个大领导派好多人去查他，查了他前后一个月，任志强每天晚上都给潘石屹打电话，发牢骚骂一通，不知道查什么东西。最后另一个领导和潘石屹都给任志强建议：你要给人家一个台阶下，你给这个领导写个检查吧，否则你也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是任志强所有的语言文字中唯一一次妥协的一次。

　　“按任志强的性格，他是不会屈服的，就是要跟宏观调控干到底的，”潘石屹说。

　　赵晓航和任志强，从13岁到18岁，从同学到知青，那几年一直待在一起。他说任志强在学校也是不怎么合群，不是那种能凝聚一帮小兄弟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他往往是个少数派。

　　包括任志强、赵晓航、毕京京等在内，在延安郭庄共有七名北京知青。一次麦收过后，赵晓航等六名知青一致主张要吃一顿纯白面馒头，陕西人叫馍。“这也没有什么指责的，大家都渴望吃，而且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任志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吃两面馍或三面馍，就是面粉夹杂高梁等其他粗粮一起吃。我们就是不理解，由此，就发生了一场论战，争到底该吃什么。”赵晓航说。

　　但任志强坚持他的观点：细水长流，粗水不流。

　　“最后咱们到底是吃了两面馍或三面馍，还是吃白面馍不记得了，但这场争论记得很清楚。任志强是少数派，当时是1：6的局面，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争论究竟是吃白面馍还是两面或三面馍，这和任志强现在的状态比较类似。赵晓航说，“现在是走市场还是顾民生，是讲效率还是顾公平，这都是目前社会上很难解的难题。当时面馍事件也是这样的，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完全可以享受一下，我也不奢侈，也不偷吧？这是人之常情，但任志强说细水长流，粗水不流。他就顶着，他很固执，甚至很顽固。不惜拉下脸，那时他就不是一个和事老。”。。。。

　　从任志强发表的众多文章看，他的核心观点是政府和开发商各司其职，开发商进行商品房开发，政府则负责保障性住房。他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过多的宏观调控。李春晖说：“媒体太断章取义了，任总很早以前就在提住房市场的保障是多层次的，不同的人群应该有不同的住房问题解决方式，他大力提倡政府要去建保障房体系。结果媒体只抓住了任总所说的一个局部‘开发商只给富人建房’。”“如果早按任总说的大力建保障住房体系，矛盾就不会激化到现在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