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凌晨3时，我来到距家52公里外的某看守所，准备采访文强，我知道，这将是我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天。

　　尽管文强并非被判处极刑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但社会对文强的关注度，已经超出此前落马的任何官员。文强从公安局副局长到庇护黑帮的巨大反差，让他成为一个符号性的标志人物。对于老百姓而言，治安问题直接关系到生活质量，而黑帮是对社会治安的最大威胁之一，“保护伞”是黑帮发展壮大的决定性因素，文强则是重庆黑帮的最大保护伞。按照这样的逻辑，是否依法公正地查处文强案，是重庆“打黑风暴”能否“除恶务尽”的风向标。

　　能让媒体记者在文强生命的最后时刻采访他，体现了重庆有关部门的开明，这样的情形几乎没有先例。能让司法系统之外的第三方采访终审判决为死刑的罪犯，采访内容还拟将公诸于众，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有关部门对此案已办成铁案的信心。

　　到达看守所时，我并不知道，爆炸性事件即将发生：文强当天将被执行死刑。

　　文强缄口是最大遗憾

　　因为从头至尾旁听过文强案一审、二审，我对文强案已烂熟于胸。5月21日，文强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后，我便开始采访文强的准备。我连夜查找文强所有的资料，拟出了287个问题，如果文强能够全部回答，相信能全面、立体地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文强，证实或澄清社会上关于他沸沸扬扬的各种传闻，并让读者知晓他的酸甜苦辣和各式人生体验。

　　在这些一个多月前就准备好的整整8页纸的闭合式问题中，不涉及他和女明星的传闻——这不是中国青年报的关注领域。我们更想知道，经历了人生过山车般的高潮和低谷，文强如何看待人生？他如何总结自己的教训？……我还想知道他的一些细节，比如读警校期间，是否有过偶像？工作期间，酒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看守所里，是否怀念他曾无比钟爱的火锅？……

　　开始采访前，我们被告知，最多只有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我们迅速选择出6组在我们看来最有价值的问题，另有3个问题，在时间许可时备用。

　　这6组问题是：

　　一、你现在最想见到谁？你想对他说些什么？

　　二、你还记得第一次收受别人钱财是什么时间吗？当时你紧张担心吗？思想斗争是持续了很久，还是一闪念而已？

　　不分场合、对象、数量地收受那么多的金钱、手表，你根本用不了，到底图什么？

　　你是否赞同别人对你“并不在乎收了多少钱，而是在收钱时享受到权力带来的愉快”的分析？

　　你是否有过自己活得不踏实的感觉？如果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三、你是否认为，你让下属将命案转移到黄代强的支队，让已经被抓获的疑犯再度逍遥法外的做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司法的公信力？

　　四、你是否认为，你当公安局副局长后，权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监督？

　　对于完善官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体系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五、你如何看待自己案件的判决结果？

　　六、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赚大钱、当大官就是成功，对此你怎么看？刚做警察时，您是如何给成功下定义的？关于你自己的人生航向，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到达文强的监室后，很诚恳地表达了采访的意愿，但睡眼惺忪的文强完全不予配合。为了能让文强开口，我们临时改变了采访路径，给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人认为，你曾经是全国排得上号的刑侦专家，你认可这个说法吗？

　　遗憾的是，文强并不正面回答这个看起来应该能打开话匣子的问题，只是用重庆方言表示，自己需要为庭审做准备。他似乎并不完全抵触记者的采访，只是不愿意在那个具体的时间点上接受采访，他暗示，可以在庭审后再采访。

　　此刻，记者和文强都不知道，已经没有再采访的可能了，文强在最后关头有哪些想向社会公众说的话，在他拒绝此时开口时，就注定永远成了一个谜。对于曾在他的最后时刻独家见到他的媒体记者而言，我的遗憾无以复加。我更无从知晓，在囚车驶向行刑的歌乐山时，文强本人会不会觉得遗憾。

　　文强最后4个小时值得整个社会警醒

　　6时24分，文强离开看守所，当记者看见一字排开的6辆车以及众多法警——数量与平时提审有明显区别——的时候，隐约感觉文强可能将被宣布死刑复核结果了。我认真看着文强，发现他的表情突然一变，不知道此刻他是否有了某种预感。

　　此前，在生命的最后4个小时之际，文强显然不知道自己即将被执行死刑。他认真地服药、偶尔用手梳理一下头发、细致地翻看判决书和自己手写的文字，在这些细节中，我能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珍惜。有关人士透露，前一晚上，文强也举止正常，睡眠良好。

　　在文强案审理期间，记者曾多方证实，虽然文强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但他对具体的庭审环节并不了解，或许，当时他认为自己当天只是再次出庭受审。

　　见证完文强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分别采访了文强的妻子周晓亚和儿子文伽昊。

　　周晓亚以前对文强是颇有怨言的，文强作为丈夫，首先是不忠诚的。一审时，周晓亚明确表示，自己收取的钱财文强均知情，但在知悉文强被判处死刑后，她在二审中完全翻供，说文强对自己收的钱财并不知情。

　　周晓亚的供词未能改变文强的命运，此刻，惟一的评价体系是其犯罪事实和法律。文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也不是他的亲友的评价所能定论。作为警方高级官员，他对公权力的滥用，尤其是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包庇纵容，从根本上动摇了司法的公信力，他已经完全走向了自己职业使命的反面。

　　而记者对文伽昊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几乎没沾染任何社会习气的青年，和文强的为人风格迥然相异。他和那些迷恋于网吧游戏的男孩，在思维和行为方面都没有太大的不同。

　　我们并不认为，文强经过法律公正审判决定执行死刑，他的亲友必然就应该“大义灭亲”，认定他有多么不堪。我们的问题都是人性化的，也如实刊载了对周晓亚和文伽昊的采访内容，客观呈现这两个与文强有特定关系的人在文强被执行死刑时的说辞。这只是记者的工作，不代表记者或者媒体的任何意见，文强的是非功过，需要交由历史和法律作全面的评判。

　　事实上，我在采访二人之前，在重庆渝州路一家餐馆吃午饭时，整个餐馆的人都在热议刚公开报道的文强之死。在多数人看来，文强死有余辜，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作为高官，带坏了警界风气。他和夜总会老板密切接触，甚至接受他们的性贿赂，让他们有恃无恐，司法的威慑力则大打折扣。这种恶劣影响远远不是收几笔钱所能比的。

　　在重庆市民看来，文强之死是法律的胜利，也是民心的期盼。但对于曾亲眼见证文强最后时刻的记者而言，文强案不应该以文强被执行死刑为终点，相反，该案值得系统地总结和警示。我们更应该讨论如何避免出现第二个文强，每个人都需要思考，制度制定者更需要考虑。

　　文强的家曾装修得奢华到极致，他也曾经坐拥千万钱财，但在他生命的最后11个月里，虽能独享“单间”，却不能自由地感受朝阳和落日，看花开花落。一审开庭前两天，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生日，此刻，再也没有当初的众星捧月般的集体朝贺，更没有人向他献上红包。他有自己的“办公桌”，却再也不能作出任何批示，只能写下为自己辩解的话，在担忧、祈祷和惶恐中等待自己的命运，而在最后，他只能被动地失去自己的生命。

　　记者在重庆工作近10年，曾和文强一起吃饭、喝酒，也曾看到文强在看守所的一举一动。身居高位、风光无限时的文强和生命最后时刻被严密羁押的文强，其外在形象、举手投足、语言风格让人很难相信这会是同一个人，反差堪称天壤之别，令人唏嘘震撼。或许，只有临近死亡时的文强才真正明白，即使再多的荣华富贵，也比不上自由和生命的可贵。

　　从这个角度看，文强伏法、文强案落下帷幕后，我们还有比文强之死更值得关注的事：分析文强的堕落轨迹，从文强死前4天、4个小时人性流露的震撼表现中得到启迪……

　　对于文强而言，彻底背叛警察的职业使命，让自己承受了从公安局副局长到罪犯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并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