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我们没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没有学术自治、教授自治、学生自治，我们培养的人才是不是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见解，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我看来，精英应该具备杰出的能力，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丰富的平民情怀，缺了一样就不配称为精英。但我们现在都是功利教育，只要你有权，有钱，就是精英，就成功了。

　　我们正在背道而驰，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精英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否则，越繁荣也就越虚弱。

　　——熊丙奇谈中国的大学与“精英教育”

　　访谈人物简介

　　盘和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EMBA广东兼浙江教学中心主任，长期从事EMBA招生教学工作，光明网等6家大型网站的特约评论员和专栏作者。

　　熊丙奇长期对教育改革建言，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编审，博士。编著有《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等。

　　尽管“打工皇帝”唐骏对学历涉嫌造假一事矢口否认，却无法阻止事件的升级和扩散。

　　继多名唐骏“校友”透露北大上课可拿到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之后，7月11日，又有知情人士爆料，境外名校发的硕士、博士学位也有可能是“流嘢学位”(意为赝品、假货)，一年在广东敛财上亿。

　　由广东而窥全国，情况之严重令人咂舌，这些所谓境外名校行骗的技巧有哪些？一连串的学历、文凭造假现象又意味着什么？大学所谓的精英教育是否正在走到尽头？

　　昨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上述知情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EMBA广东兼浙江教学中心主任盘和林，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境外大学在境内办班授予学位每年在广东就敛财上亿，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盘和林：据我所知，加拿大某大学在广州的招生简章宣称，至今已在广州开办十五期课程班，五百多名毕业生，目前收费是近八万，总学费超过4000余万，深圳更多，东莞也有。该校网站公布，从7月份到年底计划开设3个班级，算一算有上千万的收益。

　　目前这些大学在粤所发文凭一般是硕士和博士学位。硕士一般收费在3万～8万元不等，博士一般在10万元以上，主要是根据名气不同价格不等。初步估计，这样的学校在广东有10～20家，这样算来，“流嘢学位”每年在广东敛财起码数千万，或上亿，重灾区是广州和深圳。

　　这些大学都有些什么来历，哪个国家的最多？

　　盘和林：有的是纯粹的“野鸡大学”，即所在国也是不承认学位的；有的是正规大学；甚至有著名大学，名校更有诱惑力；有的大学甚至大篇幅、花大价钱在主流媒体做广告吸引生源；有的跟大学或者协会合作。这些学校很多都请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的老师来上课，其中来自美国的学校居多，因为多数时候这在美国是不违法的，各个州不一样，而且这种情况学校一般是清楚的，在他们看来，卖学历、文凭只是一种市场竞争行为。

　　主要是哪些人在读这些班？

　　盘和林：以前是公务员多一些，现在不敢骗了，商人和企业管理层就比较多，之所以广东是重灾区，就是这些地方的人一般不太在乎几万块钱，有了一定经历之后，就想着镀一层金了，再差也是一个境外大学的学位，一般一年半就可以拿到，省???，考勤也不严格，很容易的事，可能他们心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还是经不住诱惑。

　　他们行骗的手法是什么？

　　盘和林：最初由于大家都不懂，他们只需号称“国际承认硕士(或博士)学位”，就能招揽大把生源，后来，越来越多的学员发现“国际承认”的“学位”在国内并不好使，几乎是废纸一张。最近这种手段出现了“升级版”，就找一些在国家教育部公布承认学历的境外大学。这些学校在“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中国留学生中心”等官方网站或公布的名单中确实存在。招生人员往往宣称“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认可的大学，这种手段欺骗性更强，因为这个学校确实是我国承认的，但前提是出去留学才承认的。

　　类似“唐骏式学位”，我遇到的或者我身边的起码不下50多人，不少人深受其害。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识别这些“流嘢学位”？

　　盘和林：第一，要看是不是经过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这个名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有公布的。第二，中外合作办学需要在国内相对应的高校。比如硕士学位，其合作的国内大学必须有硕士的办学资格。第三，在大陆授课的“中外合作办学”，没有出国授课时间超过5个月，又不是经过国务院学位办审批过的，国家基本上不予认证，因为认证需要出入境记录等手续的。

　　文凭、学历造假风越刮越烈，这反映了什么，背后的根源又是什么？

　　熊丙奇：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首先，跟对学历的态度有关系。我们很多官员、企业家在工作中并不太需要过高的学历，但很多时候，官员还有国企的人要想晋升，学历就是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我们就业制度和人才评价的问题。

　　其次，很多人选择海外办学机构并不想学东西，没有对经费、时间作评估，对学历的重视超过了对教育本身的重视，有很多学校并未列入国家承认的范围，他们也就去了，反正都是一个学历。

　　再次，在获得学历后，谁来承认它？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国家是国家承认机制，但实质上应该是社会来承认，要改变长期依赖于国家承认的现状，从单一的学历社会变成能力主导的社会。

　　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文凭买卖”的现象？

　　熊丙奇：从根本上防止是不可能的，其他国家也有，只是没有我们严重。个人认为，一是涉及到人才评价制度的问题，二是加强监管，加大处罚力度，唐骏也是一样，事实基本上清楚了，但造假行骗的成本小，所以损失不会太大。

　　虽然唐骏事件还没有最终结论，但社会上针对成功人士学历涉嫌造假的讨论，出现了两种明显的支持与反对意见，你怎么看？

　　熊丙奇：这个道理很清楚，诚信是社会的基础，离开了诚信这一最基本的道德，社会也就无望。一个人的诚实守信应该是做人的一切基础，唐骏的母校校训也提到了诚信。社会的两种声音说明我们的价值观已经极度混乱，伦理底线已经失守，急需大力推行公民教育，建立公众诚信的基本观念。

　　在学历泛滥甚至假冒的今天，我们大学的所谓“精英教育”是不是走到了尽头？

　　熊丙奇：严格来说，我们没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没有学术自治、教授自治、学生自治，我们培养的人才是不是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见解，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我看来，精英应该具备杰出的能力，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丰富的平民情怀，缺了一样就不配称为精英。但我们现在都是功利教育，只要你有权，有钱，就是精英，就成功了。不仅学生功利，教授也功利，所有的评价都指向项目、学位授予、教授、院士数量。

　　我们正在背道而驰，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精英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否则，越繁荣也就越虚弱。

　　那在您看来，我们的大学教育应该怎么办，才能重拾尊严？

　　熊丙奇：要进行基本的管理制度改革。因为大学现在没有反思的内在动力，包括教授在内的人都是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关键是放权，从政府管理向办学者管理转变，从官员治理向教师、学生自治转变，从行政治理向学术自治转变，建立学术共同体，唯此，我们的大学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