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照相

　　位于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中国照相馆的玻璃橱窗恐怕是最受人关注的橱窗之一。

　　橱窗里摆放着3张28寸大小的标准照，从左往右依次是刘少奇、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用金色的相框镶嵌。

　　据照相馆的董事长孙秀珍回忆，几年前店里装修，她安排将这3张照片暂时收起来，以免落上尘土。没想到第二天就有外国记者打电话来问：“中国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

　　这个插曲让中国照相馆的新老员工惊讶不已。他们并没想过，一块普通课桌大小的橱窗，竟会成为见证中国社会变迁的风向标。

　　他们同样不会想到，摄影师傅们透过镜头所看到、所拍下的一幕幕，会将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记录在照片上，翻开，一幅一幅，把许多已经快被忘记的故事勾活了。

　　在这间照相馆的拍照间里，他们努力拍出大人物们最完美的形象，然后精雕细琢，摆进照相馆外面的玻璃橱窗。

　　也难怪外国记者会大惊小怪，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橱窗里的照片每次更换，多半说明有什么历史事件又发生了。

　　我们可是根正苗红

　　单从表面上看，和附近充斥着国际奢侈品牌的东方新天地，以及拥有百年历史的五星级酒店北京饭店相比，这座小楼显得有点寒酸。入口处既没有身穿制服的服务人员，也没有巨幅的广告海报，甚至连个红地毯都没有铺。

　　尽管如此，这丝毫不影响无数名流走进这家照相馆。他们中，既有政界人物，如朱德、林彪、华国锋，甚至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也有科学文化精英，如林巧稚、茅以升、周光召和马寅初等；甚至还有娱乐明星，如李连杰、郭兰英、孙国庆、董文华，以及不远万里来到北京的好莱坞巨星施瓦辛格。

　　这只是一长串名单中的很小一部分。“过去你所能够想象的，基本上所有名人都来过。”一位工作人员不无自豪地说。

　　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照张相片。出人意料的是，这里并没有华丽的背景，通常只是一块绿色或者红色的天鹅绒幕布，也没有高昂的化妆品，有时候就一把塑料梳子和一瓶不知名品牌的发胶。

　　吸引他们的，只是那块名叫“中国照相”的中华老字号招牌。如今，常有路人驻足在招牌下面评论说：“看到没，这里专门给国家领导人照相的”；或者猜测说：“这儿怎么也得是个局级单位吧！”

　　每每听到这样的“谣言”，中国照相馆的工会主席高里奇总会偷着乐。不过，他话锋一转说：“这也说明了我们的红色传统。”

　　这个红色传统，最早是在1956年开始的。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亲自到上海选定一家照相馆，迁到北京。当时，他所带队的动员小组，要求上海支援各类民用企业，包括理发店、洗染店和照相馆。本来，上海答应给3家中型照相馆，但私下溜达的彭市长发现了中国照相馆。在他的强力干预下，上海只能放手。

　　一位带队的副局长还说：“同志，首都的形象多么重要，首都人民多么需要支援，不要保守嘛！我这两天到处转了转，觉得中国照相馆不错，我看，就让它来支援首都建设吧！”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周恩来亲自选址。据说，是他拍板表示“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最终，中国照相馆落户于王府井大街南口，也就是如今东方新天地的所在地。后来几经搬迁，落在了王府井大街180号的位置。

　　这些陈年往事至今仍是中国照相馆许多员工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可是根正苗红！”一位工作人员忍不住说。

　　从美女影星到美国大兵

　　不过，如果倒回到71年前，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摆放的是另一种不同风格的照片。照片里是一个美艳的女子，她或者穿着牡丹花图案的旗袍，或者一身戏装打扮，或者一袭白色的连衣裙。

　　当时，这个名叫陈云裳的香港影星，主演电影《木兰从军》正在上海热映。这是中国第一部古装战争史诗巨片。据说，当时在上海滩如果不知道陈云裳，就会被认为是乡巴佬。

　　中国照相馆得到了影片剧照的独家发布权。只要购买其中一张，还附赠20寸的着色照片。

　　这一营销手段大获成功。半年之内，陈云裳的剧照发行超过了5万张。每天都有许多人专门跑来静安寺路，看中国照相馆橱窗里的海报。

　　这得益于老板吴建屏的商业眼光。他本来是上海另一家知名照相馆王开照相馆的学徒，后来凭借妻子的嫁妆开办了中国照相馆。1937年，这家员工不足10人的照相馆在上海静安寺路(后改为南京路)88号开张了。

　　如今86岁的徐松延是当年中国照相馆的学徒工。坐在自己的家中，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回忆说，吴老板管理非常严格，玻璃都要用酒精擦得“老亮老亮”。作为学徒，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元钱。

　　及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又摆起来美国大兵的照片。

　　这时，吴建屏早已去世，老板娘何定仪又抓住了另外一个商机。她将在沪的日本同业的富士玻璃板和皱纹纸存货全部买下，等到参加亚洲战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陆续在上海登岸，又大赚一笔。据说，每天接待100多人，每人每份照片印6张，收费5美元。

　　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中国照相馆的营业额超过另外3家大照相馆光艺、国际和大同的总和。

　　不过，这段上海历史在这一年的5月29日宣告结束。这一天，中国照相馆所有的设备器材，以及骨干人员18人，全部迁至北京，性质也由私营改为国有。招牌改为“上海迁京中国照相馆”，前4个字放得比较小，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去掉。

　　“挂牌那一天，店里好多人都哭了。”徐松延颤颤巍巍地说。他是上海迁京的员工中，目前唯一的健在者。

　　现在想想都不可能，一个国家的总理没打声招呼，就带上两个人来照相

　　说起来，橱窗里的那张周恩来照片，来得有些意外。

　　1956年12月的一个周日，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正在给一个军人拍照，周恩来带着秘书和警卫突然走了进来。

　　当时所有在座的顾客都很惊讶，那位军人赶快站起来敬礼，并希望总理先照。但周恩来依然耐心地表示要先来后到。

　　如今，在北京美术馆附近的一间40平方米的房间里，时间似乎在54年前停住了脚步。周恩来当年坐过的木质长椅就摆放在中央，为他拍摄的德国座机也放在一角，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上面还蒙了块红布，旁边是颗黑色的小皮球，相当于快门的功能。

　　由于周恩来脸庞方正、两颊较宽，摄影师张孔嘉在脸部用光上，一方面突出右边脸颊的正面阳光，另一方面加深左边脸颊的侧影，以增强总理脸部肌肤的立体感，以达到目光炯炯有神，神情坚毅英俊的效果。

　　就连当年修版的机器也保存完好，粗细不同的铅笔按照顺序摆在上面。当时33岁的姚经才一共为总理拍摄了16张半身或全身相片。最终，周恩来挑选了其中一张底片，再委托中国照相馆修版。

　　同样身为底片修版高手的张孔嘉，负责为周的照片修版。据说，周恩来当天穿的本来是件浅色的衬衣，他专门修成了黑色的中山装。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把周恩来面部的一些老年斑除掉。

　　“要以真实为主，不可能把皱纹全给抹掉了。”姚建中解释说。他是姚经才的小儿子，如今担任中国照相馆丰台分店的店长。

　　他认为，促使周恩来选择中国照相馆的，应该是这里的技术水平，“当时北京的都特土，上海来的才洋气。”最终，这张几经周折的底片，被冲印成100张8寸照片，伴随了周恩来的亚非拉5国访问之旅。当时姚经才还特意冲洗了4张12寸的送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还派人把这4张照片的钱送了过来。

　　及至周恩来1976年逝世，邓颖超表示，中国照相馆的这张标准照是丈夫生前最为满意的照片，并将此作为遗像照片。

　　如今，站在这间简陋的中国照相馆博物馆里，孙秀珍感叹说，“现在想想都不可能，一个国家的总理没打声招呼，就带上两个人来照相。”

　　“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家挂刘少奇像

　　相比之下，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现在中国照相馆，声势就大得多。“到处都是戴白手套的警察。”亲历者高立中回忆说，“头天下午就来看一遍，还对摄影人员进行政审。”当天，他还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店里负责巡视和安保。

　　时间是1963年的一天晚上10时半。刘少奇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在王光美和一个新华社记者的陪同下，来照一张出访印度尼西亚的半身像。

　　当时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围在摄影室门口，王光美还幽默地说：“你们看我们照相，可还都没买门票啊！”

　　给姚经才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刘少奇的半根中华烟。他清楚地记得，到了该照相的时候，刘少奇把吸了一半的中华烟放在一边，照完后顺手又把烟装进烟嘴，重新吸了起来。

　　由于刘少奇的脸庞相对窄些，张孔嘉在其面部增大了用光的比重，使其面庞显得饱满光洁，这样就能达到亲切柔和的效果。

　　可能是这两位领导人的“带头”作用，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等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到中国照相馆留影，一时令这家照相馆名声大振。

　　高立中还记得给华国锋拍照时的情景。当时，姚经才特意跑到人民大会堂去照，一共照了12张，可惜没有一张合适的，或者是头、身子不合适，或者是胳膊弯了、衣角卷了，最后只能修成一张照片，而且“谁也不敢说”。

　　唯一例外的是毛泽东，他从来没有到中国照相馆拍过照。对此，高里奇解释说，这位最高领导人并不喜欢照相。这是他通过各种传记文章得知的。如今摆放在橱窗里的那张毛主席照片，是中国照相馆根据其他老照片制作而成的。

　　为高级官员拍照的这些经历，也曾给姚经才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当林彪来中国照相馆拍照时，摄影师已经轮不到这个“走资派”了。一名曾经主张将刘少奇照片摆在橱窗的工作人员，也被要求写检查和挨批斗。

　　如今，姚经才已经去世。当问及家中是否还有老照片时，姚建中摇了摇头，“怎么会敢有呢？有了也都烧了，这可都是资产阶级的尾巴”。

　　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中国照相馆的照相业务已经基本瘫痪，主要任务就是“连夜复印毛主席照片”，一套4张4寸大小的毛主席照片，售价大约5毛钱。

　　这一状况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转变。在中国照相馆工作48年的解黔云回忆，中国照相馆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为刘少奇平反的报道，就率先在橱窗里恢复了刘少奇的照片。

　　据说，这一举动让王光美极为感动。她说自己“哪儿也不去，就去中国照相馆”。直到逝世前病重，这位“中国最美的女人”每年都会来中国照相馆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