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某网站的一个讨论小组引起广泛关注。这个小组聚集的近万名年轻成员，大多面临同样的“家庭烦恼”：“80后”子女与“50后”父母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人生规划等方面难以调和的矛盾。

　　这只是一个缩影。从大城市中照看孙辈的“北漂老人”，到独生子女夫妇过年回谁家；从4700多万妇女农村留守，到高考考场外焦心翘首的父母……我们的家庭生活，随着时代悄然改变。

　　当越来越多人离开乡村或城镇的“熟人社会”，一头扎进大中城市的“陌生人丛林”；当传统大家庭逐渐消失，城乡家庭呈现出“4—2—1”的结构；当第一代独生子女成家立业，观念冲突、代际鸿沟带来亲缘关系的日渐疏离，我们不能不思考，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社会转型期，我们的家庭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社会改变家庭，家庭也影响社会。“丁克族”等家庭生活方式，挑战着决定社会延续的家庭生育功能；“独二代”的家庭特征，又让新时代家庭的社会教育功能颇受争议；家庭的经济功能、社会地位功能甚至是个人满足功能的改变，都或多或少形塑着这个变动中的社会。认识了家庭，才能更好地看清社会。

　　如何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之中，认识发生于城乡家庭迅速却无声无息的巨变？如何在人口拐点的影响之下，认识处于家庭关系核心的代际关系变化？本期“时事观察”，聚焦社会转型期的家庭关系变化。

　　“家本位”观念缓解代际关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

　　与“家本位”文化相联系的，是一种父母对子孙负责的、在代际关系上“向下倾斜”的责任伦理。等“80后”、“90后”结婚生子，他们就会体会到自己对家庭和孩子的责任。他们向“家本位”传统回归之际，也就是他们和父母的代际冲突缓解之时

　　如果从文化层面来考察影响中国社会中家庭互动关系的因素，那么作为中国传统的“家本位”文化毫无疑问会占据首要地位。

　　“家本位”文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一、在家庭成员与作为整体的家庭的关系方面，强调家庭高于个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家庭利益(当然，反过来家庭也必须考虑满足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但这是后一步的事)。二、强调每个家庭成员对家庭所负有的责任，并且认为这种责任应该伴随家庭成员生命的始终。三、“家本位”既包含了“家庭本位”，也包含了“家族本位”，即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对自己家庭所归属的家族负有责任与义务，“光宗耀祖”为此做出了一个最好的注释。

　　在中国社会中，与“家本位”文化相联系的是一种父母对子孙负责的、在代际关系上“向下倾斜”的责任伦理。

　　这种责任伦理首先体现在父母在与子女相处时责己严、待人宽的态度。年轻时，他们抚养子女是不计回报地付出；到老了，只要自己有能力，他们还是不计回报地付出；等到丧失付出能力时，则把不要子女的付出或尽量减少子女的付出作为自己的付出。

　　这样，责任伦理就自老一代有孩子时起，一直贯彻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而且，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是这样。这种责任伦理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些特点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目前家庭中作为父母的“50后”、“60后”与作为子女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在代际相处时的一些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从体制上开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这样的转型从消费上看，便是告别了“短缺经济”，转变为“买方市场”。市场上各种消费资料的供应从来没有如此充足，城乡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水平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镇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农村亦由于计划生育的缘故，每个家庭所生育的子女数目大体都维持1—2个，这使得父母有更充足的精力和财力来提高他们的抚养质量，但反过来他们对子女未来成才的期望也大大提高了。由于受到家庭的优待并处于家庭中心位置，80年代之后出生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和观念。

　　社会转型期还有一个特点是功利主义文化和个人本位价值观在社会中的扩散。功利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对行为的评价由动机评价转变为后果评价，它的本质是急功近利，并以追求短期收益的“有用的就是好的”作为基本评价准则。这样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向社会各个层面不断渗透，导致了社会价值的多元化。而追求眼前的个人利益这样一种短视行为亦逐渐演变成社会的共识。

　　由于转型期就业压力骤增，工人、农民实际社会地位下降，使得大多数城乡家庭都对升学赋予了更高和更迫切的期望，以借此提高自己子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再加上目前向上流动只剩了升学这条主渠道，因此，家长们不管是出于对子女未来更好出路的考虑，还是自己在社会上有面子(子女是否有“好”的前途是家庭之间、甚至家族之间社会竞争的内容之一)的需要，势必要想尽办法让子女搭上高等教育的快车，从而形成“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局面。

　　由于这种背景，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很多家庭在子女刚出生时就已经开始筹划未来的成长之路了。可以想象这样的期望会对这些家庭的孩子形成怎样的压力。但是从子女这边来看，他们的自我中心意识却是和功利主义文化、个人本位价值观很是契合，再加上青春期的逆反心理，这使他们急于摆脱父母的安排和控制，试图无拘无束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他们这样的行动往往会被他们的父母认为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将来会吃大亏从而加以干涉。显然，在这样的家庭中代际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但是，因为责任伦理是向下倾斜的，所以等到“80后”甚至“90后”步入婚龄结婚生育的时候，他们就会体会到自己对家庭和孩子的责任，这时他们就会理解自己父母当年的做法。所谓“养儿方知父母恩”便是这个意思。因此，他们向“家本位”传统回归之际，也就是他们和父母的代际冲突缓解之时。

　　家庭关系已由血缘延伸到姻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沈崇麟

　　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中国出现了许多难以用经典家庭结构分类法定义的家庭结构类型。应导入“关系性”视角审视转型期的中国家庭，把家庭看作一种亲属圈，因此可说，家庭关系的边缘正在扩大——从血缘延伸到了姻缘，这也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复杂

　　人们常用“核心化”来概括我国城乡家庭的变化，而所谓“核心化”是以核心家庭在家庭总数所占的比例来衡量。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概括并不正确，至少不是完全正确。要了解中国家庭的变迁，首先要了解中国家庭的形成和生长机制。

　　西方家庭有着明确的起点和终点——两个在社会上独立的男女，通过婚姻组成了家庭(夫妇家庭)，然后结婚生子(核心家庭)，孩子长大成人离开父母(空巢家庭)，最后夫妇二人离开人世，一个家庭就此终结。

　　而在中国“夫方父系”的家庭制度中，家庭好比大树的主干，而儿子(不包括女儿)的家庭则是树干上的枝。在中国传统的多子女家庭中，婚嫁过程通常是由长而幼有序进行。儿子结婚后，通常并不立即与父母分家，而是与父母及未婚的兄弟姐妹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到下一个兄弟结婚时才与父母分家另过，留下新婚的兄弟与父母同过。

　　这时，也意味着一个核心家庭从父母的主干家庭中繁育出来了。如此这般周而往复，在夫方父系家庭之干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了一个个子女的核心家庭。因此从家庭的形成和成长机制来看，夫方父系的主干家庭是中国家庭之干，子女的核心家庭是中国家庭之枝。

　　中国式主干家庭的维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夫方父系的家庭制度，二是多子女的生育模式。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使这两个条件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夫方父系的单系家庭制度，已经为夫妇双系并重的家庭制度所取代。从婚姻的建立、家庭的居处到与夫妇双方父母的联系、赡养和资助等，都明显具有双系并重的特点。

　　此外，随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出生的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在人口要素上，维系中国传统主干家庭的条件也不复存在。因为在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子女的情况下，夫妇双方至多只有一方父母的家庭能建立起主干家庭。而另一方父母只能是空巢家庭。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给中国家庭带来的最为主要的变化不是“核心化”，而是传统的夫方父系式主干家庭的消亡。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中国家庭出现了许多难以用经典的家庭结构分类法定义的家庭结构类型。笔者近年主持的家庭调查发现，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亲子分离的家庭、夫妻分居的家庭、周末家庭、与父同居的主干家庭、与母同居的主干家庭、与夫妻双方父母轮流居住的主干家庭等非经典的家庭结构类型都不在少数。

　　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农村，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子女结婚后或先短暂地与父母共同生活，形成一个主干家庭，不久与父母分居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或婚后立即建立自己的家庭，但亲子两代的家庭常常比邻而居。特别是孙代，可能经常住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家，或者白天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家、晚上回父母的家。不仅如此，婚后与父母分居的子女本身也可能经常吃住在父母家，这样也可以说形成一个关系式的主干家庭。

　　这就是说，在定义家庭时，不能停留于传统的“集团性”的视角，即地域性的视角，而必须从家庭功能角度，导入“关系性”的视角。“集团性”视角强调家庭成员的确定性和家庭成员互动类型的稳定性，把家庭看作是一种同居一屋的亲属集团；“关系性”强调家庭成员的不确定性和家庭成员互动类型的灵活性，把家庭看作是一种亲属圈。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家庭的边缘正在扩大——从血缘延伸到了姻缘。这种变化导致家庭关系的扩大，也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为复杂。

　　就代际关系而言，“80后”、“90后”的家庭成员，不仅要面对父母，而且还要面对祖父母，外祖父母；而这些长辈无不望其成龙成凤。“80后”、“90后”的中国人，自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各种社会期许、家庭期许就如一座大山，压在身上。这也正是中国家庭代际矛盾之源。随着中国社会家庭边缘的扩大，这种矛盾正在越演越烈。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改变社会对下一代的期许，以“成人”而非“成龙”为目标，让我们的下一代从长辈们期望的重压中解放出来，自由地成长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