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苏州7月30日电(记者 陈菲)国务院法制办29日至30日在苏州组织召开了中英慈善立法研讨会。记者从这次会议上获悉，我国慈善法草案已初步成形，目前的草案共分为9章，主要在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志愿服务、慈善信托、境外慈善组织在华活动的管理以及扶持与奖励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在会议上，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介绍了此次立法的主要思路。

　　创新制度

　　慈善法被分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立法计划后，慈善管理、慈善实务和慈善研究领域的各界人士对于这部规范慈善事业发展的专门法有着很高的期待。

　　郜风涛表示，要制定出一部良好的慈善法，就必须以社会管理创新为突破口，不断创新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新体制、新制度和新机制。

　　关于慈善立法的制度创新，郜风涛概括为三点：一是进一步创新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体制，切实通过制定慈善法，在法律层面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制约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瓶颈，使得慈善组织，尤其是社会力量发起成立的慈善组织能够在一种更加宽松、更加规范的法律环境中诞生和成长。

　　其次，进一步明确慈善组织应当享受的税收优惠和对慈善财产依法进行管理使用的权利保障机制。“目前，尽管所得税法规定了公益税收优惠的内容，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慈善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环节多、难度大、成本高，应当通过制定慈善法，形成统一、公开透明的落实机制。同时，在慈善捐赠的管理和使用方面，要通过慈善立法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的行政干预慈善法律关系、损害慈善组织和捐赠人权益的问题。” 郜风涛说。

　　第三，则是通过慈善捐赠、慈善信托等制度设计，在慈善领域引入竞争和效益机制，不断提升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提高慈善创新水平。

　　厘清权界

　　政府在慈善事业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一直是备受业界人士争论的一个问题。对此，郜风涛强调：“政府可以号召、鼓励、引导慈善，但是不能将慈善作为一种法定义务去推广。硬性摊派不是慈善，运用权力的手段搜集慈善资源，也必然会破坏慈善生态。”

　　他表示，慈善立法应当明确慈善的自愿性和民间性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政府和社会在慈善领域中的职责权限。

　　“慈善的主体是民事权利主体，无论是施善者还是受善者都是如此。换言之，慈善的主体是民，而不是官。”郜风涛认为，政府可以制定慈善政策、引导慈善行为，而不能作为慈善的主体。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途径，去照顾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处境下的弱势群体和成员。然而，这完全是公共财政政策的目标，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而不是慈善。慈善立法应当以此为定位，才能厘清权力界限和法律关系，使得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根据慈善的自愿和民间的定位，我国的慈善法草案将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权界。明确规定政府管理慈善的权力范围、行使程序以及擅权、滥权的制约和处罚。明确慈善捐赠人、慈善组织和慈善受益人的权益以及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渠道，从制度上厘定政府权力和民众权利在慈善法律关系中的边界。

　　公开透明

　　公信力是慈善的生命。与其他组织相比，慈善组织的最大优势就是具有更强的公信力。丧失了公信力，慈善组织就会丧失资源、丧失力量，甚至丧失存在的价值。

　　“作为公益性质最高的社会组织类型，慈善组织需要对方方面面都有所交待。”郜风涛认为，面对政府、公众、媒体、捐赠者、董事会、受益人甚至志愿者，慈善组织均承载着一定程度的问责。

　　郜风涛说，公信对象的多元化，客观上决定了慈善组织建立公信机制的复杂性：从主体的品格、机构的使命、专业的伦理、组织的效能、资金的运用、规则的遵守、战略的企划、利益的冲突等诸多环节，都要求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

　　保障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必然要求进一步提升慈善的透明度。郜风涛介绍，慈善法草案将在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利益冲突规则、财产管理和使用等各个方面设计出相应的制度，以保障公开透明机制能够有效建立起来。

　　据悉，为了增强慈善机构的公信力，慈善法草案还重点对慈善募捐活动进行了规范。基本的制度立足点是确立慈善募捐活动行政许可制度。从慈善组织申请募捐的组织条件、申请需要提供的材料、受理申请的机关和许可决定程序以及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的一些基本活动准则等进行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