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紫金矿业污染事故、大连新港输油管道爆炸到松花江化工原料桶事件，近期频发的污染事故在被外界高度关注的同时，也触动了安监总局、环保部等部委的神经。

　　7月29日下午，由监察部和环保部共同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抵达福建省上杭县，进一步核实紫金矿业污染事件。

　　而近期频发的众多污染事故，也让环保部继放弃环保总局时期四次刮起“环保风暴”的监督方式后，再次被置于舆论中心。

　　直管不畅

　　“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地方环保部门，近期发生的污染事件都暴露了环保部门的督察不力的一方面，尤其是紫金矿业事件中的华东环督‘表现’乏力。”近日一位观察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对此观点，环保部一不愿具名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这并非华东环督的责任。督察督察，就是督促检查，环保部门并没有执法权，这也是环保部此次事件中处境尴尬的切实反映。”

　　记者了解，一直以来，由于地方环保部门人、财等权隶属于地方政府，地方环保执法普遍因“位子”问题受到地方政府首要追求GDP和经济发展的掣肘。为了改变地方环保部门“位子决定意识”、环保事件地方监督不力的局面，2006年7月，环保总局组建了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五大区域环保督察中心，开启了环保总局对地方垂直监管的尝试性探索。

　　比如在紫金矿业污染发生所在的福建省，对口归于环保部华东环境保护督察中心(下称“华东环督”)管辖。2007年3月，在华东环督对外宣布正式运行之时，时任环保总局副局长、现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指出，区域环境督察中心的职责是“督察”、“协调”、“服务”地方环境保护工作。督察的对象有两个：一是地方政府，二是地方环保部门。此外，督察中心还要积极配合地方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和群众投诉问题的处理。

　　“近期发生的污染事故的发生，原因并不相同。有的属于突发，具有不可预测性;有的则暴露出了问题。”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晓东说。

　　在曾晓东看来，紫金矿业的污染属于后者。事实上，早在2007年7月26日，环保总局给证监会《关于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环函[2007]267号)中，即要求紫金矿业加强对新收购企业的环境监管，完善其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但直至2010年5月，环保部《关于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情况的通报》仍显示，紫金矿业下属7家子公司未能按期完成环境整改。

　　而此次紫金矿业污染被查后，截至目前11名被处理涉案人员中，紫金矿业4人、政府部门3人、环保部门4人，不难看出，在协调、监督地方环保厅、局执法过程中，环保部仍然位置尴尬。

　　据了解，美国联邦环保局(EPA)同样在全国设立了十个分局，但一方面美国环保部门有执法权，另一方面则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支撑，像EPA十个分局就有14000人，而我国环保部的六个督察中心，总人数仅约300人。

　　区域环督力量薄弱

　　曾晓东也认为，每个区域环境督察中心只有三四十人，要监督域内所辖六七个省份，各中心力有不逮。

　　华东环督主任高振宁曾对外称，华东地区六省一市以全国8%的国土承载了全国3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40%的GDP。目前，华东地区废水排放企业数、废气排放企业数和污水处理厂数均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

　　环保部也知道区域环督中心力量薄弱的“难处”。2008年12月，环保部首先新增了华北环保督察中心，使得六大督察中心按照我国区域规划分别覆盖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六大区域。接下来，在岗位编制上也不断助力各环督中心招兵买马。

　　2010年5月，环保部2010年拟录用人员公示名单透露，环保部2010年拟录用公务员9名，拟录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43名。其中，拟录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43名中，41人分属六大环督中心。

　　来自环保部环境监察局的工作人员称，由于六大环督中心同样是正局级机构，因此，六大环督中心并不对环境监察局负责，而是直接向环保部分管副部长张力军汇报工作。

　　但在前述知情人士看来，除了在规划环评方面涉及审批权之外，环保部并无直接同企业发生关联、监督企业的法律依据。

　　“企业违法成本太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分析称，这是国内诸多公司宁可污染交罚款也不从源头上重视环保的根本原因。

　　马军举例说，同样是原油污染，英国石油公司(BP)6月中旬已同意提拨200亿美元至一个独立管理的托管账户，以供支付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赔偿之用;且声明“这个账户并非责任上下限”，BP不会寻求利用联邦对石油公司规定的7500万美元赔偿限额。而同样是石油巨头，中石油在2005年11月的松花江污染中，仅被罚款100万元。

　　政策执行不到位

　　事实上，更为让人担忧的是，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也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而现阶段环保事故的频发，不免让人更加担忧。

　　“国内公众对环保的认同度已经有很大提高，《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两个条例也初步奠定了环境信息公开的基础。”但马军也注意到，2008年底到2009年，正是金融危机最严重、国内4万亿刺激计划推出的关键时期，可各级政府和环保机构公开的企业污染信息收集难度加大，信息有所减少。

　　彼时，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向全国113个地方政府的环保部门发出申请，要求公开环境行政处罚和经过确认的公众投诉举报信息。

　　“有些城市明确表示，现在的核心任务是‘保增长’，这些数据根本不会公开。”马军吃了个闭门羹。

　　“2010年这种情形开始改善。目前我们收集的政府公布的企业违规记录已超过了60000条，由此形成的公众压力已经促使280多家企业对其污染问题和整改措施做出公开的解释说明。”马军说。

　　但看起来，各级机构对环保NGO们的监督并不那么在意。

　　在数据的基础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始了绿色证券的尝试，在2010年4月向港交所发信，要求港交所加强内地赴港上市企业的环保信息批露，同时向港交所提供了紫金矿业等公司存在环境污染的信息。

　　港交所当时并未就此给马军以明确回应，直到日前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发生后，11家环保组织向港交所共同发出了要求彻查和改进的公开信，港交所才终于在7月28日做出回应。

　　“国内也是很多政策执行不到底。像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消费，如果银行、证监会和消费者都能联合起来，限制污染企业贷款、上市机会，谨慎购买其产品，企业肯定会感受到必须搞好环保的压力。”马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