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作为新兴媒体,提供了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一些庸俗、低俗、媚俗的信息,也在互联网时代找到了新的渠道和平台。日前,不时爆出的“这个门”、“那个门”,刺激着人们的眼球,也在挑战网络秩序的底线。
网络空间是个虚拟社会,但同样需要真实的秩序。只是,网络空间的秩序该怎样建立和维护,这是迥异于现实生活的课题。
8月3日,在由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和人民网举办的“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提升新兴媒体文化品位”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网民共商反“三俗”。
社会道德的“最大公约数”
何为“庸”,何为“俗”?关于“低俗”标准的界定,历来颇具争议。对于反“三俗”而言,这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2009年初组织开展的“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中,有关部门曾公布过“网上低俗内容”的十三条标准,列举并界定了色情、暴力、侵犯隐私等常见的不良信息类别。
不过,由于互联网信息的海量与庞杂,加之人群间不同的文化、习俗、认知差异,简单的条文列举有时难以涵盖千变万化的现实中判定低俗信息的需要。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教授看来,所谓“庸俗”、“低俗”、“媚俗”,事实上是一个“道德公约数”判断,“所谓低俗,就是低于大多数人的审美品位和道德水准”。
但是,“大多数”的位置又该如何判断?尹鸿提出两条原则:“第一,要保护这个社会中最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比如未成年人,不会因某种信息带来伤害;第二,要看特定信息是否伤害了基本的人权,如生命权、自由权、隐私权等等,以及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
新浪网副总编辑赵添认为,对于低俗、庸俗信息的甄别,尽管难以用文字描述,却有着明确的操作标准。“一条信息,如果你不愿意让你的亲戚、朋友、孩子看到,它就是不良信息,如果你不愿意在个人的博客中去转发,它就是低俗的,至少不能代表你个人的文化品位”。
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则认为,在反“三俗”,建设健康互联网文化的过程中,应当分清四个层面:法律、行政、道德、文化。熊澄宇分别用“违法”、“违规”、“缺德”、“不宜”来概括,对待不同层面的低俗信息应当有不同的治理手段,不宜笼统一刀切。
网络负效应是现实社会缩影
日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谢新洲教授主持的一份“关于当前中国网民网络接触与使用状况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随着网民上网时间的不断增加和网络应用程度的日益加深,互联网正在逐渐取代电视等传统媒体成为庞大的网民群体最为依赖的信息媒介。
“互联网的发展使个性传播成为可能。这是网络低俗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黄传武认为,网络传播的范围广、速度快,具有强大的交互性。由幕后受众转变为台前发布者的网民群体,一方面拥有了充分的个人表达空间,另一方面,也会由于在这个“虚拟空间”缺少必要监管,过度放任而产生一系列问题,这就使低俗信息的传播成为一种可能。
网络信息塑造了网民头脑中的“拟态环境”,影响着网民对事物的认知、判断,甚至直接关系他们价值观与个性特征的形成。
“网络的虚拟性与社会现实性的迷失,是造成网络低俗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黄传武认为,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在网络上有所体现,同时,网络世界发生的一切在现实中也几乎都能找到答案。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匡文波教授,“无论是庸俗、低俗,还是很多现象,在互联网上找出的负效应,其实就是现实社会的缩影,根源在现实社会。”他认为,如果现实社会不去治理,只强调虚拟社会的管理和净化,那也是不行的。
北京大学的网民网络使用状况调查同样显示,在国内网民总体中,20—29岁人群所占比例最大,达到33.4%,也即是说20—29岁的“80后”人群已经成为我国网民群体的主力军。
“因此,了解‘80后’、‘90后’的心理,在现实中,给年轻人更多公共生活的训练,这是新兴媒体建设需要思考的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
加强互联网素养教育
事实上,近年来,从“文明上网,文明办网”,到“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政府有关部门整顿互联网低俗信息,营造健康网络文化品位的努力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我们的角度看,政府管理部门在切实推进抵制网络低俗文化、净化网络环境方面作出的成绩有目共睹”,开心网总裁程炳皓表示,“不过,现在更多的人在关注如何避免‘运动式’整治,建立长效机制。”
熊澄宇认为,互联网整治应当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即由单纯的政府参与,行政“管理”,转变为建立一个政府、企业、用户、家长、孩子全方位参与的“治理”体系。
更多的学者提到了“媒介素养教育”。“重点应当放到提高青少年使用网络的媒介素养上来”,中国传媒大学心理学教授刘京林明确表示。“就是让青少年能正确的选择并使用媒介,提高评论、评价、处理媒介的内容”。
“媒介素养”这个词出现于20世纪初的英国。有趣的是,当时的学者正是担忧日益兴起的低俗报纸给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才提出了对青少年进行媒体教育的建议。
“对付‘三俗’,政府不是‘救火队’”,黄传武说。“我们应该加强相关的教育,建立网络的公共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深厚的礼仪传统,加强传统的礼仪教育,有助于提升网络时代的认识能力、辨识能力、传播能力、道德水平”。
“要反什么,先要立什么。不立不破”。尹鸿说,“道德建设仅靠警察是完成不了的。要把反‘三俗’与网民的自我启蒙和教育结合起来,这才是治理的真正出路。”
本报记者 张音 王舒怀
重点新闻网站应做排头兵
人民网总裁、总编辑 廖玒
相比传统媒体管理的相对规范和有序,互联网存在着网站数量巨大、信息量巨大、网民数量巨大等管理难题。政府对网络社区信息的监管,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很难面面俱到。
因此,网站应当切实承担起内容管理、舆论引导的责任,让网络文化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为了商业目的,利用一些客观存在的监管漏洞,放任低俗内容的泛滥、博取点击量,炒作网站知名度。重点新闻网站要起到网站排头兵的作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人民网有互联网上最著名的中文互动社区“强国论坛”,在关注重大问题,不回避敏感议题的同时,较好地把握了舆论尺度。
网民应培养公共生活分寸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颐武
现实中,很多低俗话题在互联网和纸媒、电视之间形成了互动。互联网上很多比较小的事情被传统媒体迅速放大。我们发现,互联网“抛出”一个话题后,常常是通过纸媒、电视放大以后,再“返回”互联网。经过几个回合的“抛出”和“返回”之后,这个事情往往被放大得难以有效地控制。
网民有时候并不是刻意地在互联网上渲染什么内容,而是由于缺少公共生活的分寸感的基本训练,所以才盲目参与其中。我们以往的教育里,对什么是私生活的领域、什么是公共生活的领域,缺少明确的界限,也缺少分寸感的培养,这方面应该加强。
网络空间需要秩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熊澄宇
在国际学术界,目前常用的一个词是“治理”而非“管理”。各种利益方共同营造一个环境,这是治理。治理要求的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的方方面面,如政府、企业、家长、孩子等,都要参与。在互联网这样的新兴媒体发展过程中,我们是不是更多地考虑用治理的手段代替原来单向的、从上而下的行政管理?
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网络空间也不例外。它的秩序包括法律、行政、道德和文化四个层面。反“三俗”,不应当仅仅停留在法律法规上。对于那些既不属于法律层面,又不属于行政层面的内容,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更大范围的介入。
不能把商业利益寄予低俗信息
西祠胡同总经理 刘辉
为控制不良信息,西祠胡同将版主培养成网民自主传播的初次把关人。从2005年开始,约有20万版主担任了最为基础而有效的第一道关卡。他们构成了打击不良信息的前线,并最终形成了网站运营商、版主、网民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形成了良好的内容文化氛围。
作为网络运营商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净化互联网环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我们不能把商业利益寄托在低俗信息上。这些内容可能会在短时间会带来经济效益,但长期来说,对于整个网站品牌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
互联网低俗根源在网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匡文波
互联网本身是中性的。互联网出现的所有问题,根源其实是在互联网之外。无论是庸俗、低俗、媚俗,还是其他在互联网上找出的负效应,其实就是现实社会的缩影,根源在现实社会。我们只管虚拟社会,不去治理现实社会,也是不行的。
此外,要特别注意区分娱乐化和庸俗化的不同。研究表明,中国网民上网的首要目的是娱乐,其次才是浏览信息,因此新媒体出现娱乐化是不可回避的。但是,娱乐化和庸俗化并不相同,它们是有一个界限的。我们要正视网民的娱乐需求,但是,对于庸俗、低俗、媚俗的内容则要坚决抵制。
把媒体素养教育列入教学大纲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刘京林
加强对青少年的媒介教育,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可否认,低俗信息对青少年身心影响很大,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青少年虽然看过低俗、暴力的媒介内容,自身却表现出一定的免疫力,基本上能够抵制,这与教育有关。
解决媒体低俗的问题,应该把重点放到提高青少年使用网络的媒介素养上来。所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让青少年能正确地选择并使用媒介,提高评论、评价、处理媒介的内容,特别是批判性媒介思考的能力,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多数时候仍是纸上谈兵。我认为,应该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门课程列到教学大纲里去。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尹鸿
低俗的意思就是低于大多数,低于大多数人的审美品位和道德水准。我们要考虑保护这个社会中最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避免对他们产生伤害。这也是大多数国家在文化治理过程中选择的最低标准。
未成年人不具备很好的理性判断能力、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他们很容易受到某些信息的误导。判断一条信息是否低俗,就要看你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触到这样的信息,如果不愿意,那么这种信息在社会里的传播就是非道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标准。而在此之上,更高的标准则是维护基本的人权如生存权、自由权、幸福权等,以及共识的社会核心价值。
改善管理方法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谢新洲
现在互联网上这么多的庸俗、低俗内容,有了问题,政府要去管,但是,现行的管理体制下,各个部门对互联网的信息内容进行分类管理,这种“多头管理”方式不能够很好地产生行之有效的规章、法律、制度,也不利于推进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29岁以下的网民是我国网民的主体。对待网络“三俗”,一些单纯的堵、卡、压的措施并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因此,我们要改善和改进互联网管理的方法,适应互联网的不同群体,不同组织形态的需求。最后,对网民进行素养教育,也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不是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机构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
通过平台进行引导
新浪网副总编辑 赵添
对于低俗的甄别,我们在日常的业务研讨和交流中,大家也讨论过。到底哪些是娱乐信息,对社会有帮助,哪些是低俗、庸俗的信息,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事实上,对待一条信息,如果你不愿意让你的亲戚、朋友、孩子看到,它就应该是不良信息。如果你不愿意在个人的博客中去转发,它就是低俗的,至少不能代表个人的文化品位。我们在微博里也会发现一些不良信息,新浪会有意识地通过整个平台进行引导。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相信互联网自我净化的功能,相信80后、90后年轻人中主流的独立思考能力。一方面保护他们,另一方面,让他们内心更为强大,拥有自觉抵御不良信息的能力。
建立长效机制 净化网络环境
开心网总裁 程炳皓
从我们的角度看,政府管理部门在切实推进抵制网络低俗文化、净化网络环境方面作出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现在,更多的人是在关注如何避免“运动式”整治,如何建立长效机制。
我们每个人都想在真实好友面前表现自己的美好形象,大家会十分在意自己在朋友中的口碑,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以及一些低俗信息和图片的传播,因为用户们都了解,传播低俗信息,影响的是自己在朋友中的形象。用户登录开心网的目的是为了让生活和工作更开心,而不是寻找一个发泄不良情绪,传播不良信息的地方。
加强对网站经营者的培训
强国论坛网友 张明辉
不是任何懂计算机技术的人都会办网站,办网站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制作和发布信息,属于新闻学、传播学、信息学的范畴。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有300多家网站经营者和管理者没有经过新闻学、传播学的培训,学了制作网页的技术就开起网站来,这样就难以避免庸俗低俗媚俗的东西流传到网上去。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对网站的管理人员进行监管,发现不良信息,查到一个扣一分,就跟司机扣分似的,扣完12分之后去上课,强制培训。这种强制培训有两个目的,一是强化知识,二是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媒体良知。
校园媒体义不容辞
山东大学学生 陈凯
对于反“三俗”,社会媒体要承担社会媒体的责任,校园媒体也有校园媒体的职责。我个人有过不少校园媒体的经历,深切地感受到学生平时与校园媒体接触之多。校媒新闻不仅发布校园信息,同时也发布一些教学资源、生活资讯。学校对校媒的监管力度是非常大的,不存在低俗的问题。但这也是不够的,校园媒体要用先进的文化取代低俗的文化。所以,打造学生喜闻乐见的校媒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对于学校网络文化环境的营造而言,意义更直接、效果更明显。不断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寻找监管和网站自身发展的结合点
“妈妈评审团”成员 刘岚
在一些“三俗”案例中,首先发帖的网站,故意不及时删除,成为“三俗”内容的传播源头,其他网站的推波助澜使事件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一些门户网站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加上少数网络推手的恶意炒作,让事态变得更严重。从管理的角度,我们建议,第一,加强政府的监管,针对新兴媒体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第二,对违法个人进行法律追究,保持法律的威慑力;第三,加强网站的自我管理,寻找监管和网站自身发展的结合点;第四,通过加强网站制度的规范或者是相关法律规范对信息进行管理;第五,加强社会舆论监督。
借鉴传统的礼仪教育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黄传武
互联网时代,网民从以往的幕后受众,突然转变为台前的发布者。这种变化使他们显示出了不适应。所以一方面是互联网的繁荣,另一方面,也由于放任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政府不是“救火队”。关键是要建立网民整体文化素质教育提升战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教育和社会公民体系教育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我们在网络上应该加强网民的认识能力、辨识能力、传播能力、道德水平的教育,建立网络的公共秩序。
(本版发言由张静雯、王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