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在一些地方台的开播，关于《红楼梦》的改编问题，一时成了热点话题。媒体对此已经有了不少报道，网络上的评论更是五花八门，有叫好的，有拍砖的，但是总体看来，似乎批评的声音较占主流。许多人将其与87版电视剧进行比较，不论从演员的选用，还是服饰的设计、对白的语体风格、音乐的创作等等，都多有质疑。

　　有媒体报道，导演李少红在率剧组做客东方卫视的节目，一度情绪失控，怒斥这些负面的意见对该剧的全体主创不公，并且强调其与王扶林导演关系一直友好。这样一来，问题的关键似乎就变成了两个版本的电视剧之间的较量，而忽略了其中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从观众的角度来讲，对一部剧作直率地表达其好恶，本是无可厚非。作为该剧主创，这个时候要避免意气用事，也不必和批评者打口水仗，而要尽量对观众的一些质疑作正面回答。由于该剧还未在北京播出，笔者不能对其贸然评价，但是作为一个《红楼梦》的资深读者，我倒忍不住在想，我们为什么现在要重拍《红楼梦》，这一次重拍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从主创者的角度来说，这次重拍比87版具备了哪些优势，在哪些方面又有超越它的把握？作为制片方，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拍这部戏之前，对这些问题不会不考虑。那么，把答案亮出来，或许能起到一定的沟通作用。

　　改编名著难，改编《红楼梦》这样的名著更难。正如北京台最近在播的系列宣传节目《一人一个〈红楼梦〉》的标题所示，每一个读者的心目中，都有一部自己所理解的《红楼梦》。那么，电视剧在改编时要想调和众口，几乎难于登天。不过新版电视剧这次有一个宣传点，称其是完全依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来改编的。这就又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即电视剧改编要不要完全忠于原著？即使要忠于原著，又如何才能忠于？首当其冲的是，怎样才能把小说这种用文字形式呈现的艺术，不折不扣地搬上荧屏。这又不能不令人想到越剧《红楼梦》的改编问题。

　　越剧《红楼梦》改编于1962年，当时阶级斗争说正在大行其道，该剧的主题，如果对照今天红学界的主流观点和任何一个版本的《红楼梦》小说来看，都不能说它“忠于”了原著，但对其艺术成就，却无人敢于否认。即使到今天，该剧还在不断上演。所以，对一部名著的改编，关键倒并不在于如何在形式上忠于原著，而是要看改编者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在里边，要看改编者所理解和表现的原著中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当然还要看这种改编是否适合所针对的艺术形式去表现。

　　越剧的改编重点突出自由爱情遭受压制被摧残的悲剧，情节紧凑，曲辞优美，完全不受小说文字的拘束，给了舞台表现极大的自由。在《黛玉葬花》一出中，贾宝玉的一段唱词极为出色，其中回顾了黛玉来到大观园以后，两人两小无猜，情投意合的成长过程，既浓缩了剧情，又起到了很好的抒情效果。应该说，这样的改编是积极的，它凝聚了改编者对原著精髓的把握和对舞台艺术的熟练掌握。相比较而言，电视剧比戏剧更容易再现小说的场景，当然也就更容易在形式上“忠于”原著。但是电视剧如何忠于原著，似乎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剧情和对白等形式方面，而在于人物的表演能否传神，剧情的设计能否触及观众的内心深处。这都和改编者对原著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

　　《红楼梦》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学中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其内容的丰富，刻画人物的传神，语言的生动，思想境界的博大深刻，都是无可企及的。由于其内容包罗万象，头绪繁多，所以如何把握原著的精神，改编时秉持什么样的原则，对于电视剧改编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统观《红楼梦》全书，它是以宝、黛、钗三者的爱情为主线，以贾府的家庭生活为背景来写作的。在纷繁的现象背后，作者着力写出了人类感情生活中“缘”与“盟”之间难以调和的悲剧冲突。所谓“缘”，就是各种外部条件促成的一种婚姻的可能性；所谓“盟”，则是指男女双方发自本能的一种精神上的相互认同和吸引。在对待两性的态度上，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既有追求精神自由、性灵飞升的一面，又有渴望家庭和睦、安稳踏实的一面。但是现实永远是不完美的(在《红楼梦》中，完美的对象只存在于太虚幻境中——“兼美”象征的就是这种的理想)，“黛玉之灵窍”，“宝钗之仙姿”，永远不可能集于一身。林黛玉这一缕诗魂，在现实的人间烟火中很难找到升腾的空间。薛宝钗的温厚贤淑，又多少缺了些纯粹感。小说正是这一点上，触动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点不满足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贾宝玉的悲哀，其实也代表芸芸众生们普遍的无奈。《红楼梦》由此也上升到了一个哲学的高度，所谓“色空”、“盛衰”、“真假”、“有无”、“好了”等等，皆由此引发。但是这些概念都只是在悲剧发生过后，当伤口已经愈合，伤痛得到平复时，才生出的感慨。它是经历了大悲痛以后的冷漠陈述，没有了惊心动魄，而多了些旁观的意味。

　　这些内容，新版《红楼梦》的改编者们能体会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