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招商任务特别重，现在第一季度已结束，但手头上的招商工作还没有任何进展。”这是云南省在外招商的基层政府官员周华对记者说的一番话。从年初至今，周华就一直奔波在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每天一睁眼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哪里找项目、引资金，这成了压在他心头的一块沉重的石头。(2009年4月 13日《瞭望新闻周刊》)

招商引资的压力，已使许多地方官员喘不过气来，他们有的跑遍了东西南北，旅差费用了一大笔，项目和资金却没有跑到。很多地方对官员实行“层层分指标，级级抓考核，个个有任务，人人忙招商”的硬性分配，也出台相应的处罚和鼓励措施。由于招商任务重，通行的做法是把任务分解到每个机关单位、每个干部头上，使招商引资工作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有的官员虽然种好了招商的地，却荒芜了很多正常履职工作。再说工作有轻重之分，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又没三头六臂，我们不妨想想，招商引资成为每位官员的“自觉行动”，为群众服务还能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吗？

官员最感到压力的是招商引资列为政绩考核指标，有的地方对完不成任务的被责令离岗招商，甚至被免职。昆明市7名招商引资不力的官员被责令离岗招商，还对引进内外资两项均未达到年度任务的60%的直接责任人进行了免职的处罚。(2009年2月7日《春城晚报》)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龚维斌教授认为：“ 将招商引资的完成情况作为官员上下的标准，责令达不到标准者离岗、撤职，不仅有违规越权、违法行政之嫌，而且在事实上架空了公务员法等干部考核及奖惩制度，与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背道而驰。”但这种与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背道而驰的事情，许多地方政府还相当看好，至今还在热火朝天中。

官员最醉心的是政治前途，当招商引资与乌纱帽挂钩，他们不仅会全力以赴，而且会不择手段，于是有的官员就大玩数字游戏，意向合同签了一大堆，最后兑现的项目和资金却很少。有的官员宁可自己花钱，请亲戚朋友来本地转一圈，签订一个投资意向报上去，或去参加一些招商洽谈会，双方签一些从来没打算履行的引资合同。《瞭望》报道说，有位镇长为完成任务，串通国外亲戚朋友到当地合资办企业，等到自己职位上升为副县级、12万奖金装进腰包之后，便与国外亲戚朋友合谋，寻个理由撤资。

由于官员招商引资有任务，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竞争。竞相让利就成了一些官员改善投资环境的“法宝”。比如，管税收的，就比着谁减免的税收多；管土地的，就比着降低土地租金；而管环保的，干脆就比谁在环保审批上放得宽。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税收流失严重、土地供应紧张、生态继续恶化等，损害的却是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据报道，河北一市长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发布了他的招商口号：“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们的，赔了算我们的！”招商引资已陷入到一种功利性的误区，招商引资本是一种市场行为，其行为主体应是企业，如今官员却成了主体。官员“越位”介入，实际上破坏了有序的市场。笔者曾采访过一些潮籍华侨，他们对我说，招商引资都是由商会等民间机构来组织完成的，政府决不会越俎代庖，更不会因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而造成监管身份的模糊、错位和丧失。政府参与，就有可能失去监管而损害纳税人的利益。

如果以牺牲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来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势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官员招商引资既造成权力的扭曲，又难免产生腐败现象，就像前面讲到的那位镇长，官升了，奖金进腰包了，引来的外资也撒走了。有人曾化用徐志摩先生的《再别康桥》当中的名句来描写这种现状：“悄悄的我走了，却不如我轰轰烈烈的来，带走了我挣到的钱，却扔下了一屁股的债。”

官员个个忙招商，除了与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背道而驰，也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官员全力以赴，一心一意忙招商引资，就根本没有心思去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