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在美国的慈善动员不同，盖茨和巴菲特来华，只是宣扬慈善理念，观察中国的慈善现状，而不直接劝募。形象地说，在美国，他们是直接招募信徒，来华，他们则只是先进行传教。

　　也许，承诺不劝捐，在有些人看来相当于是对中国富豪的“嘲讽”。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慈善事业仰赖理念、制度、环境的培育，而非单纯依赖有钱人的自觉。害怕被劝捐，有多重因素的考虑，并不可一味的贬责。而承诺不劝捐，先从环境考察和理念宣扬入手，也不愧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其实更极端一点地讲，即便不担心被劝捐，乐于成为盖茨、巴菲特的信徒，也不是一个多么值得拍手称赞的事情。现在我们更需要的，并不是被邀请的那几十位中国富豪落落大方，而是一种慈善理念——确切地说是私人慈善理念的生根。这种私人慈善理念，则需追溯到一种基本的商业伦理身上。

　　美国现代慈善第一人卡内基，曾在其自传中，旗帜鲜明地以其对慈善事业的独特理解来抵抗美国“左派”的学说，譬如国家福利、国家再分配理论等等，正是这些理论为高额遗产税打通了第一个通道。卡内基为慈善事业赋予的任务是，通过选择自己能够胜任的社会事业，通过精确的运作，投放自己的剩余财富。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要经营企业，也要经营社会事业，后者不单纯是国家的责任。通过这种“分权”，他认为国家不应分享私人过多的财富份额，并认为即便充分自由竞争的情况下，竞争的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目标也是可以兼顾的，这种宏大目标的背后基础，是企业家谨守他们的商业传统和商业伦理。附会的理解，这种商业伦理正是韦伯所谓的清教徒“天职”观在俗世中的体现。

　　从盖茨、巴菲特的商业轨迹、慈善轨迹来看，他们也是这种典型的美国式慈善家：“转型”前充分追逐资本的商业回报，“转型”后经营剩余的财富，通过自理或者代理，让基金会等组织精确运作，定点投放到自己关心的社会事业中。他们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社会事业，无形之中也在拓展“商业”的外延，让社会利益变成了他们所追求的新型利润，让商业资本直接变现为社会资本。当商业伦理获得了更高级责任的支撑，它能收获更多的话语权和政治意识。这种“慈善家”，不可能简单用良心、责任来定义。

　　我很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富豪害怕被劝捐。对于盖茨、巴菲特的慈善俱乐部，中国的富豪大多还持观望态度，也多数玩不起。中国的私人资本，更多像无头的苍蝇，无以依偎在一种共同的商业伦理之中，它们像一批批游魂，要么寻求市场秩序的漏洞而钻营，要么寻求政治背景的庇护，或干脆让自己隐形。这些私人资本，无法处置自己的命运，没有主人翁意识，也更无法为自己赋予一种更高级的责任，并以此来夯实能够自我主宰的命运。所以，它们的可怜，也造就了它们的自私。

　　这种自私，体现于慈善，是一种功利的态度。中国的企业家慈善，或者说私人慈善，进行慈善事业的目的，要么是为塑造企业的社会形象，要么是为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当然，这几年来，中国的慈善理念有萌芽，但萌芽的源头，也不是从资本身上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