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6日，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山西“贴签疫苗”事件情况。发言人称尽管没有发现山西省“贴签疫苗”存在安全问题，但调查组认为，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合作经营期间在疫苗管理上存在一定问题。(详见今日本报A04版)

　　郭生祥在《信用经济学》里说：“公权力对某一因素不平等，实质上是对所有因素不平等；一时的不平等，实质上却是一个永远的恶例，会有报复，这也是信用的一种惯性。”山西疫苗事件即是如此。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的“问题合作”，让公众对疫苗产生信任危机。而信任链一旦断裂，任何专业的、权威的解释都苍白无力。

　　如今，尽管卫生部给出“报道中15名患儿，其中12例患儿所患疾病与疫苗接种无关”、“与疫苗接种有关的3名患儿所患疾病分别属于一般反应、异常反应和‘不能排除与接种疫苗的关系’”的调查，以及“15名患儿均有疫苗接种史，但均未接种过报道中所说的‘贴签疫苗’”、“没有发现山西省‘贴签疫苗’存在安全问题”的结论，但受害儿童家属仍旧立刻集体提出质疑，而对山西疫苗安全不信任的公众也不会因此转变。

　　公众不相信卫生部的调查结果，一方面是基于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因为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的“问题合作”，导致了人们对主管人民生命和健康的权力或准权力部门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会扩大化，进而对山西卫生部门的调查不信任，又进而对卫生部的调查不信任。这是公权力失信造成的惯性恶果。这种恶果，甚至与整个权力部门在公众当中信任值不高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疫苗接种管理和宣传的思维本身存在问题。疫苗接种对提高国人健康水平有着极大的作用；国家更是投入了惊人的人力财力物力撑起庞大的疫苗接种计划，而且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宣传和突出疫苗接种的意义时，也许是为了普及疫苗接种，也许是为了减少疫苗接种的阻力，无论是卫生部门，还是专业人士，抑或是疫苗生产者，往往都不告诉或弱化疫苗接种的副作用。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疫苗也不例外。比如，对于一支能够提供99%保护作用的狂犬疫苗，在100个疫苗注射的人中，注定可能有一个人，即使打了有效的疫苗，也会因为没有产生所需要的免疫反应而死于狂犬病毒脑病。更何况，健康人打了疫苗出现副作用而引发的问题，尤其刺激人们的神经。

　　当然，山西疫苗事件如火如荼，此时普及疫苗接种有可能存在的副作用，显然不合时宜；但公共卫生部门在历经此次疫苗事件后，如何重构疫苗信任，不仅需要对公权部门不能取信于民进行反思，也需要转变疫苗接种管理和宣传上的错误思维。唯有保证公权或准公权力处处取信于民，才能避免信任恶化的报复；而在疫苗接种管理和宣传上，更要树立正确认识，让公众拥有知情权，疫苗信任才不会瞬间崩塌，疫苗接种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的价值才不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