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深圳的社会组织新政

　　深圳再次走到了中国建立公民社会和责任政府的前列

　　2009年，李光明终于获得了他朝思暮想的“合法”身份——他所在的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拿到了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颁发的登记证书。

　　“为了登记成为一个合法社会组织，我们跑了整整两年”，李光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据李光明介绍，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是一家为深圳流动儿童提供校外辅导服务的社会组织。该组织2007年成立，但两年内都没有政府职能部门愿意担当它的“业务主管单位”。结果，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不仅有沦为“非法组织”的危险，也无法从社会募集资金，每年维持运营需要的三四十万元费用，全靠理事出资，很是紧张。

　　这是诸多社会组织“登记难”的一个缩影。

　　本刊记者获悉，中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普遍采用“双重管理”体制。也就是说，公民要想创办社会组织，除了要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注册以外，还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不少社会组织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业务主管单位”，长期处于难以合法生存的困境。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告诉本刊，为破解这一难题，深圳选择敏感度较低、风险较小领域的行业协会作为突破口，用三个“半步走”，建立起社会组织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的管理体制。

　　第一个“半步”是2004年成立行业协会服务署，统一行使行业协会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行业协会的人、财、物与政府部门全面脱钩。

　　第二个“半步”是2006年底组建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实行行业协会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的管理体制。这是中国最早也最彻底地实现行业协会民间化。

　　第三个“半步”在2008年9月，深圳将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为推进社会组织民间化作出制度性安排。

　　本刊记者得知，从“双重管理”变“一元管理”后，深圳社会组织数量显著增加。2002年，深圳市社会组织有1486家，截至2010年6月，已增长到3862家，涵盖工商经济、科学研究、社会事业、慈善等各个领域。深圳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达4.2个，大大高于全国每万人拥有2.7个社会组织的整体水平。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评价说，深圳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方面的探索非同寻常。“它实际上是探索将原有的双重管理体制转变成为一个统一的管理体制”，王名说，“经过这一次的体制整合以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统一的、一元的管理体制，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而且是一种巧妙的创新：一方面在形式和职能上还是遵循了现行法规所规定的双重管理的原则，但在机构设置和体制上却实现了统一登记、统一监管的新的制度安排。”

　　在实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后，深圳提出“增量改革”的思路，主动为社会组织让渡空间，通过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的方式与社会组织合作，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说：“只要社会组织能提供的社会服务，原则上不再设立新的事业单位、不再提供新的事业编制。”

　　以养老为例，从2006年开始，深圳就不再考虑兴办新的官办养老机构，致力于鼓励社会力量开设社会福利机构。2006年11月，深圳市首家民办社会福利机构——敬夕阳颐养院接受了民政局从福彩公益金中支出的44万元资助。刘润华透露，深圳正在筹办的儿童福利院将不一定要设立事业单位来管理，“民政部门准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谁好谁做，谁做不好就另请高明。”

　　据统计，2009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深圳各部门共取消、调整和转移284项职责和行政审批事项。深圳同时将福利彩票公益金作为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种子基金”，探索购买服务的方式和领域，待项目成熟之后，再交由财政预算资金承接，形成公益金培育项目，财政预算资金承接成熟项目的机制。

　　另据介绍，2008年和2009年，深圳市民政局已先后从福彩公益金中安排1970万元和1760万元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并公开向社会征集200多个购买服务项目，目前已资助46个公益项目，资助金额达到2100万元。

　　马宏举例说，“商务部和市政府委托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编制5个全国零售行业标准，每个标准仅用了13.5万元，如由政府制订至少需30万元；深圳市福利中心以低于自身服务成本一半的价格，将25个残障儿童委托民办的华阳特殊儿童康复中心代养，大大降低了服务成本。”

　　这说明，深圳将更多的事务委托社会组织管理后，大大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

　　马宏透露，列入当地人大的《深圳经济特区非营利组织条例》立法调研工作正在进行，此举是在立法层面对社会组织进行制度保障，对构建公民社会的意义非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评论道，“如果说前三十年特区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以效率优先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从现在开始特区的主要使命就是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建设体系，这意味着大量公共服务要从政府职能部门剥离出来，交给社会组织，这样政府才能站在更加公平公正、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进行监管和服务。”

　　种种迹象表明，曾为改革开放“领头羊”的深圳，再次走到了中国建立公民社会和责任政府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