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周强书记，
各位领导，同志们：
非常高兴应周强书记的邀请，与大家一起交流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首先，我代表开发银行对湖南省委、省政府以及在座各位多年来对开行工作的信任、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开发银行与湖南省的合作开展得比较早，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取得了积极成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对经济社会和金融发展的共识。有了共识的基础，就能使我们抓住机遇，深化合作，共谋发展。下面，我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讲四方面的内容，与大家交流：一是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二是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发展任务，三是加强规划引领实现科学发展，四是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一、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
●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势头总体良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正在进行新的调整
●世界经济发展呈现由中美两个“火车头”拉动的新格局。美国这个火车头虽然经济规模依然很大，但正在减速，中国这个火车头尽管经济规模不够大，却正在加速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纷纷把新能源、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信息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必将引发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转移和升级，对中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产生“倒逼”压力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继续复苏，但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未消除，要实现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从整个经济金融格局看，各经济体和地区间增长不平衡，各种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经济金融格局面临深刻调整。
(一)经济复苏冷热不均，多极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势头总体良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正在进行新的调整。
一是美国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削弱。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华尔街资本市场把美国的债务卖到全世界，通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产品吸引全世界的资金以维持美国的高消费。但这次金融危机宣告了这种依赖虚拟资产财富效应，支持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的破产，也宣告了华尔街神话的破灭。尽管美国仍将长期是世界经济头号大国，但地位下行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任度也开始严重下降，不再盲从美国。目前，美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几乎用到尽头，如果没有更好的政策出台，经济复苏的脚步将更加沉重。最近奥巴马政府表示将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从过去经验来看，措施、力度都将很有限。另外，美国既大量发行赤字国债，还大量发行美元。财政赤字达到二战以来最高水平，债务问题危及着美国3A的信用评级，尽管政府出台了新的监管改革法案力图建立一个新的、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体系，但作用尚有待检验。而在世界上大量发行美元，造成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已在逐渐显现。
二是欧洲经济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欧元持续低迷，经济走势疲软。今年以来，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使全球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大幅震荡，延缓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欧洲债务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本质上都源于消费信用的过度透支。欧洲大部分国家也将进入消费经济阶段，消费在经济当中占有主体地位。欧美之间的不同在于：从危机的原因看，欧洲是依靠发行国债来支撑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庞大的政府支出，是一种由政府兜底、透支政府信用的消费;而美国次贷危机是以土地升值预期产生的现金流，依靠金融系统、资本市场融资来支撑住房消费，是个人和金融机构信用透支，政府信用在当中的作用不那么直接，而消费特征更为突出。从危机的影响看，欧洲的债务危机涉及的金额约为几千亿欧元，小于美国次贷危机的1.8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影响程度也相应小一些。为了稳住市场信心，欧元区各国联手开展“欧元保卫战”，提供总额7500亿欧元的援助，形成了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救助计划。近期，欧洲部分国家经济形势正向积极方向变化。但欧债危机的内在根源尚未消除，欧盟内部经济失衡、成员国各自为政、高社会福利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依然存在，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此外，为了纠正过度透支的财政政策，欧元区各国推行增税和削减公共开支等财政紧缩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从而拖累欧元区的复苏步伐。
三是日本长期深陷衰退，发展有限。日本自1960年起经历了一个长达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升级的发展时期。1985年，面对出口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通过“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从而走上了长期衰退的道路。实际上，“广场协议”和汇率升值本身并不是导致日本衰退的根源，关键是他对美国言听计从，完全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制定经济政策不是从自身国情和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最终使自己陷入被动。比如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使地价飙升到天文数字，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为扩大内需，培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日本政府不断扩大财政支出，负债率高居工业化国家首位，预计明年日本国民人均背负的债务将达到750万日元，这反过来可能导致居民缩减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由于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已经饱和，经济发展缺乏目标和动力，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
四是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强，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情况与美、欧、日不同，他们是国内市场已经饱和，需求不振，缺乏经济增长动力。而中国13亿人口的城市化、工业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内生动力。中国政府通过实施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使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同时，抓住欧美国家深陷危机的机遇，努力在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比如，中国推动东盟建立了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与亚洲、拉美国家签署了总额高达6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向IMF注资500亿美元，今年初世行将中国投票权从2.77%调增到4.42%。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世行等重要国际机构和组织中，话语权和影响力在进一步提升。从2001年至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22%，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今年二季度，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人们越来越多用G2来表示美国和中国，这里虽然有捧杀中国的意图，但也客观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由中美两个“火车头”拉动的新格局。当前，美国这个火车头虽然经济规模依然很大，但正在减速，而中国这个火车头尽管经济规模不够大，却正在加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也在日益增强。
五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在出口和国内消费增长的带动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复苏势头，增速远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广大亚非拉国家提供了巨大空间，现在亚洲国家有1/4的贸易是与中国开展的，而与美国的贸易则从上世纪90年代的35%下降到18%。许多拉美国家也不甘心于“美国后院”的附属地位，开始把出口重点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而广大非洲国家历史上就与中国有高度的政治互信，在政治、价值观、发展理念上都高度认同中国模式。近年来，这种政治互信正在向经济互信转化，对加强中非经贸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也要看到，仍有部分国家，不愿或不甘于正视中国力量的兴起，为寻求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摇摆不定。比如越南为了争夺在南海的经济利益，最近就与美国搞起了联合军演。不过多数国家还是看到中国发展带来的拉动效应，仍然积极谋求与中国更广阔的经贸合作。
总的来说，在今后世界经济格局中，多极化发展已成为必然态势，但短时间内还难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完全体现出来，美国仍将利用其传统优势地位把握主导权。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深刻变化，新一轮竞争和博弈正在展开。一方面，由于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呈现出经济增速放缓和总需求不足的特点，国际市场增长乏力，贸易保护和争端加剧。今年，奥巴马政府推出“出口倍增计划”和“制造业促进法案”，力图使美国经济从过去以债务推动的增长模式转向以出口和制造业推动的增长模式，这必将导致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调整，对中国出口以及参与国际竞争提出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以高消耗为基础的传统产业模式引发了能源和环境危机，能源、技术、气候、环境等问题成为国际经济政治博弈的焦点。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为此，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已纷纷把新能源、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信息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扶持其发展。这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调整、转移和升级，带来增长方式的深刻变化，对中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也将产生“倒逼”压力。
(三)金融格局将从美元垄断向多种主要货币制衡发展。长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信用本位制，这种地位的形成，有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也有二次大战的机遇。由于美元的供给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政策，缺乏国际约束和协调机制，注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受到严重挫折，为了弥补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美国开动印钞机，增发国债，以不断贬值的方法应对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美元信用危机。为了维护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及其自身利益，许多经济体都提出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要求：欧盟呼吁建立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增加欧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亚洲加快了区域金融合作和货币互换的步伐;拉美也在推行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另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份额也在逐步扩大，这些都显示出国际金融格局多元化的趋势。但应该看到，美国不会轻易放弃美元的霸主地位。纵观经济发展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联合德法英迫使日元升值，到抓住一切机会打压欧元，以及最近力推人民币汇率升值，美国屡次借汇率问题遏制他国崛起，以维护自身唯一超级大国和美元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因此，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调整还将经历长期复杂的斗争。
二、中国现阶段国情和发展任务
●回顾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一般要经历建设、产业、消费三个大的阶段。建设阶段是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中国正在并将长期处于建设阶段。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我国现在进行的是13亿人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来人口达到15亿的峰值，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制造”依然处于价值链低端，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品牌比较少，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压力很大。因此，我们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显示出强大的抵御能力，但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经济运行中的“两难”问题增多。我们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认清国情特点和发展动力，把握当前任务和发展方向，这样才能找到应对当前复杂形势的正确策略，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正在并将长期处于建设阶段。回顾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一般要经历建设、产业、消费三个大的阶段。首先是建设阶段。这也是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特征是以建设为主，建设拉动产业和消费。在这个阶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非常艰巨，产业处于发展的上升期，而消费处于发展的初期。目前从大的判断来看中国正处于建设阶段，东部地区的建设目标是赶上纽约和东京等一些国外发达城市，西部地区是为了赶上东部沿海地区，虽然两个地区的追求目标不一样，但都具有建设阶段的特征，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建立工业区、开发区，完善基础设施，创造好的招商引资环境，以吸引沿海乃至国外的产业转移，使当地的产业升级换代逐渐发展起来。建设阶段是一个最具活力的发展阶段，美国等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这样一个以建设为中心的时期。第二是产业阶段。特征是产业发展对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资源具有较强的调动力。这个阶段城市化建设和消费都受产业拉动，产业发展对经济贡献最大。当前，西方国家大都处于产业发展的中后期。产业一旦发展起来，就不再从属于建设，开始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且能够促进基础设施的新一轮发展。比如日本的新干线，就是在日本出口导向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建设起来的。现在，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开始走出建设阶段，进入产业发展阶段。比如江苏作为比较发达的省区，基础设施已相对成熟，产业阶段的特征逐渐突出，在去年扩内需、保增长过程当中，江苏从产业升级改造、建立产业带入手，着力消化和整合落后生产能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产业发展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等地，产业发展也产生了新的基础设施需求，京沪高铁建设就是由产业的集聚和发展带动起来的。第三是消费阶段。特征是经济高度消费化，建设和产业都由消费拉动。在这个阶段，有形的物质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步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量逐步减少，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体，个人消费开始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成为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美国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在建设和产业阶段，美国钢铁年产量曾经高达1亿多吨，占当时全世界产量的40%，但随着美国向消费经济转化，建设的拉动作用在减退，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产业开始衰落，生产的缺口完全通过进口来弥补。就像格林斯潘在危机前描述美国经济模式时所说过的，美国金融发达以后，短缺的商品可以通过进口来解决，这也是美国全球化的本意。进入消费阶段的美国，经济以借债消费为特点，消费增长长期超过投资增长，住房、信息、文化、医疗等和消费、民生相关的领域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美国最大的企业不是来自钢铁、汽车等制造业，而是零售业的沃尔玛，就是消费经济阶段一个例证。美国自认为以金融、科技力量引领世界，就可以使3亿美国人过上最好的生活，但金融危机使这个模式破灭了。消费阶段的经济很不完善、不成熟、不稳定，充满矛盾。
建设、产业、消费三个阶段逐级演进，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从时间上看，这三个阶段有先后关系，是递进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人为跨越;从空间上看，是可以并存的，只是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不能人为地机械划分。当前，我国的建设、产业、消费三个阶段也是同时并存，但比重不同，建设占据主导地位，是主要矛盾，它决定了中国在整体上处于建设阶段，其它的都是从建设阶段带来的。这个建设时期将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二)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这是我对中国未来发展50年到100年的基本判断。我国的城市化有几个鲜明特点：一是规模前所未有。我国现在进行的是13亿人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来人口达到15亿的峰值，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无法比拟的。从早期工业革命英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开始，到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再到十月革命带来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明治维新带来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美国南北战争加速了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迅速扩张和兴起。所有这些国家的城市化人口加起来，只有我们的一半。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也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社会革命。目前我国城市化率是46.6%，距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正是这个差距决定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巨大空间，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城市化带来的建设需求和消费需求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动力。二是与资本主义以资本推动的城市化有很大不同，必将焕发出巨大的内生动力。资本推动的城市化是把农民变成无产者，把地主变成资本家，靠的是剥夺土地和资本的掠夺，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而我国的城市化是社会革命。早在1927年开始的土地革命，我们党就许下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现在的城市化就是一步一步实现当年的目标和理想，这将焕发出巨大的群众推动力，这种内生力量要比其他国家以资本推动城市化的力量大得多。三是与工业化相互促进。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描述，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都是以城市化为背景的。这是因为城市化推动了两大根本变革：一个是土地变资产，一个是农民变市民。这两大变革有效解决了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工业化发展铺平道路，而工业化又反过来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动力。这说明，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城市化创造需求，工业化创造供给，两者相互促进，密不可分。这不仅构成中国经济从依赖外需向依靠内需转变的新动力，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现在城市化不断为工业化的优化升级创造出新机会，已经成为城市化的一大特点和优点。我最近访问的几个城市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前一轮城市化基础上加快产业发展，特别是加工制造业发展，表明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
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稳步推进，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充分认识城市化发展与资源约束、制度约束的关系。建国60年，我们的前30年都是在短缺经济中度过的。现在资源问题虽然得到缓解，但相比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巨大需求，短缺仍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石油、铁矿石、铜等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都已超过50%。要满足城市化巨大的物质消耗，有些可以考虑“开源”，运用外汇在国际范围内求得平衡，但有些资源，比如土地和水资源，只能立足国内平衡，因此根本的解决途径还是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实现“节流”。城市化发展还面临市场和金融制约，我国市场与制度还存在空白与缺损，金融在城市化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城市化发展面临着资金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需要我们加快市场建设和金融发展，不断探索解决途径。二是要处理好城市化发展与普惠的关系。西方城市化的过程是通过剥夺农民土地，把农民变成无产者，把地主变成资本家这样一个利润驱动、残酷剥削的过程。而中国的城市化旨在增加全体国民的福祉，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土地变资产的过程承载普惠功能，使农民变成有资产的市民，保证中低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需求和用地，确保土地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承载作用。同时，要在城市化发展中注重消费普惠。城市化、工业化是社会大分工的结果，粮食、住房、通讯等关系民生的商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仅具有商品功能，还承载着维护稳定的社会功能，因此不能够大幅涨价。只有让现在13亿，未来15亿人的小康和福祉大体同步，中国的城市化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三是要统筹考虑城市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促进“双轮驱动”同步协调。在推动农民变市民的过程中，要避免进城的农民变成城市贫民，重蹈一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贫民窟”的覆辙。比如，印度的德里、菲律宾的马尼拉以及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一些大城市，大量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找不到工作，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非洲也同样存在。四是要注重发挥城市群的重要载体作用，延续以城市群为主体格局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虽然中国将会出现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过千万的大城市，但是要看到大城市发展存在很多问题，城市化不能只集中在大城市，也要发展中小城镇。要注重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城市群带动产业群，使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联动效应最大化，推动城镇发展模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发展质量、发展公平三者协调统一。
(三)新型工业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了巨大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但距发达国家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部分产业能耗大、产能过剩、附加值低等不足，“中国制造”依然处于价值链低端，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品牌比较少，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压力很大。因此，我们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可持续发展，主要是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一方面巩固传统产业。通过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推进自主创新，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各国政府都争先支持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这些产业代表着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以物联网为例，据预测，2010~2015年，中国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将由1800亿元上升到70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远远超过传统产业。二是促进就业。中国现在13亿人口将来15亿人口，工业化的过程如果不能吸纳大量转为城市人口的新增劳动力，将对城市化的健康推进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我们要把工业化创造就业功能摆在重要位置，在发展大型工业项目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尽可能把产业链都留在中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四)加快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是我国国际化发展的迫切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呈现出“两头在外”的特点，即中国生产、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源、原材料以及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市场都在国外。现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建设、美国融资”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特点。中国来料加工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中国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形成了巨大的货币扩容，这是中国近年来货币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货币扩容不是单纯的央行货币信用的扩张，而是以出口商品和外汇储备为抵押、低通胀、健康可持续的货币扩容，为我国建设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还处于低端，在国际资源市场中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缺少话语权。这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发挥金融先行的作用，参与国际竞争，为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建立以中国为中心，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这是我们从低端国际化走向高端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加紧迫。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党的十七大明确的战略任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个任务更加迫切。中央指出，这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相互交织，管理通胀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依然艰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突出表现为：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追求数量和速度的粗放型扩张转变为重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型增长，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三次产业协同带动，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发展道路。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
总之，加快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中国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和任务。要顺利推进这些战略，完成这些任务，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通过科学规划，有效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以规划引领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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