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慈善（二）

　　——国人需要怎样的中国式慈善

　　（主编：孟庆海 编导：康敬峰 殷莉 付喻 张严胜 摄像：白羽 李培 景延）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慈善业，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两位全球富豪榜的前任冠亚军，最近却掀起了一阵阵慈善热潮。他们俩先是共同发起一项名为“财富捐赠承诺”的倡议，号召美国富豪将自己一半的财富捐献出来。紧接着他们又宣布将于九月底在中国举办一场慈善晚宴，邀请50名中国富豪参加。那么，中国的富豪如何面对这两位昔日的首富？他们怎样看待盖茨和巴菲特这次高调的慈善中国行呢？一起来看看。

　　今年已经64岁的曹德旺，既是福耀集团的创始人，也是福耀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在福布斯发布的2009中国大陆富豪榜中，曹德旺家族以112.7亿元的身价排名第34位。这次他也接到了慈善晚宴的邀请，不过他始终想不明白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为什么会选择中国？

　　福耀集团董事长 曹德旺

　　曹德旺：因为他应该知道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的文化比他们美国人多了4000多年，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怎么会没有慈善的心态呢？你看我们汶川地震，那个捐款的场面热闹不热闹。

　　2010年是曹德旺捐款最多的一年，4月份曹德旺父子在青海玉树赈灾晚会上，捐款1亿元人民币，5月下旬，曹德旺向西南五省区旱灾地区捐赠2亿元，用于帮助受灾群众。此外曹德旺还向福州市捐赠4亿元，用于修建福州市图书馆，向家乡福清市高山镇捐赠3亿元，用于修建学校等公益事业。

　　曹德旺：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乐善好施的，我们有这个传统，也有这个案例，比如我在2007年向国家申请捐出我资产的70%，股票的70%，那时候你巴菲特还没有开始捐款，只是比尔盖茨捐了，对不对。

　　孟庆如，天津滨海新区一个本土的房地产开发商，虽然在全国的房地产商中，他算不上大的开发商，但是他这些年捐助的款项却不少，从2002年以来，他每年都要为困难学生、困难家庭捐助十多万元，8年时间他捐出的资金已经近千万元。那么他对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天津鸿正集团董事长 孟庆如

　　孟庆如：他们的这一些个理念和一些个方式方法在美国可能相对比较适合，到中国来这种方式能否适合应该是值得商榷的。

　　胡润百富在今年4月发布了中国内地财富报告，其中千万富豪的平均年龄是39岁，亿万富豪的平均年龄是43岁，比国外富豪足足年轻了15岁，而很多民营企业的年龄更短。曹德旺认为，这些企业正在上升期，不应该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放在慈善上。

　　曹德旺：你要看到总共才这十几年时间，我们历史太短，美国是几百年了，你像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也是退休以后才来捐的，像我拿去捐款，还有一个道理就是因为我选择退休了，那就可以拿去捐。

　　星期六的一大早，冯军去公司前在家里和儿子拉了一个钩。

　　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冯军

　　冯军：我问儿子，我问他，这个儿子啊，你将来要靠自己还是靠爸爸妈妈？你将来的？

　　记者：您儿子今年几岁？

　　冯军：13岁了。那么我儿子的回答很坚决，当然靠自己了。

　　冯军和儿子的这个拉钩意味着未来他不会给儿子留下任何财产。实际上在今年的9月9日冯军在他的微博里写道：在我活着的时候，我要把财产全部捐献给社会。

　　实际上，冯军的企业正处于发展期，想要现在就拿出一半甚至更多的资金去做公益事业，显然并不可能，因为这样会直接影响公司的发展壮大。所以在冯军看来，在目前阶段他和他所在的企业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让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尽管今天冯军还不能拿出很多资金做慈善事业，不过在他的心里早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公益梦想，他相信总有一天那个梦想会变为现实。

　　冯军：那公司的话逐渐逐渐地一个一个走向上市，那么上市之后的话，我的股份的话，就可以把它逐渐地逐渐地，过了锁定期就可以变现，那么变现之后的话这样既不影响公司的发展，让公司还能够良性运转，同时来讲的话，那么变的这些现金 可以参与到公益事业。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回报社会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单纯的想法。

　　看来，盖茨和巴菲特联袂出台的慈善晚宴，在中国的富豪中间并没有赢得完全认可。他们尽管都认为从事慈善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无论从文化背景还是企业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看，现在都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国的慈善方式。那现在的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慈善？中国特色的慈善之路又在哪里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和慈善事业发展息息相关的人物。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

　　记者：对于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中国，来开慈善晚宴您是怎么看的？

　　王振耀：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其实是中国慈善事业这个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刚刚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司司长职务的王振耀，新身份是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在王振耀看来，此次巴菲特、比尔盖茨他们来中国，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一次巨大冲击。

　　王振耀：为什么是很大的冲击？我们传统慈善你知道吧，我们不喜欢说数，喜欢说道德，那美国人他当然要称赞道德，但是具体到慈善领域来说，他往往特别关注捐款的数据。你比如我前一段在美国还看它公布出来了299个那个企业， 去年捐多少钱，前年捐多少钱，增了多少减了多少，报纸是公布的，没说谁是第一，但公布数当然有第一第二，谁最多谁最少，谁比较少排出来了序。

　　王振耀认为，公布这些数字实际上是对慈善的一个善意压力，有利于慈善事业更快发展壮大。目前中国人均每年捐款50元还不到，和美国人均每年八九百美元捐款的数字还相差很远，所以在中国社会要更多地鼓励慈善行为。

　　王振耀：我提出来一个标准，那测度是什么呢？亿万富翁年度捐款百万，千万富翁年度捐款十万，那后来我又加上我们所有的人能不能思考一下，我们每年捐出1%的工资然后来做慈善，定的标准总体上来说不要太高，1%，而一旦有这个数的概念，我相信中国的捐款肯定会很快的过一千亿。

　　王振耀认为盖茨和巴菲特两个人来华，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西方的慈善理念。不论这场慈善晚宴最后会有什么实际效果，都会促使社会各界思考，慈善业如何从传统募捐型迈向现代管理型？行善的标准是什么？中国式的慈善之路应该向何处去？

　　就在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引得众说纷纭的时候，宴会的主人在9月14日以亲笔信的形式，首次公开阐述中国慈善之行目的。他们表示，做慈善可以有多种方式，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努力，对慈善事业的热忱将不断给世界带来惊喜。他们此次访华意在与中国成功的商业人士和慈善家就中国的慈善工作进行交流。或许这封公开信能够澄清之前劝捐的传言，但是这也流露出世界对中国慈善之路的一种关注。

　　今年5月份，曹德旺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南五省区遭受旱灾的10万贫困户，每户发放2000元捐助，总额高达两亿元人民币。在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合作中，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并签订了严格的委托合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捐赠款直接送到受灾村民手中。

　　曹德旺：因为我认为这个钱发不到贫困户手上去，中途流失对我来说，不是钱的问题，是我被人家耍了。

　　曹德旺的谨慎，源于他对中国一些慈善机构的不信任，那么曹德旺为什么不信任，也不愿意将钱捐给慈善机构呢？

　　曹德旺：现在捐款我捐给你国家批的慈善机构里面去，那么你能够不能够给我公开财务，你公开操作你捐赠的程序，救济的程序。

　　孟庆如在成立众基金和春暖基金之前，每年也捐出不少钱，但是这些钱是否真正用到了需要救助的人身上，他却无从知道。

　　孟庆如：知道有某些项目是需要捐款的，然后就把这钱捐出去了，捐给了相关部门。至于这个钱落地情况，至于它的使用情况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不是很了解。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孟庆如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自己的基金。基金成立之后，他们先后为青海玉树地震、广西被拐儿童捐款捐物，还发起周围的朋友为打工子弟学校捐助爱心医务室。这一年时间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孟庆如却发现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同样不容易，当成立之初的热情褪去之后，他们遇到了和其他基金一样的现实问题。

　　孟庆如：整个社会对这个民间慈善的包容度相对较低，再有一个就是民间慈善，我们所理解感觉来讲成活率相对较低。

　　按照规定，慈善组织可以将募集资金的10%作为自己的经费，但是由于众基金是子基金，还要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缴纳管理费，所以实际拿到的经费比例不到10%。没有足够的经费，也就无法吸引到做慈善的人才。

　　仅仅一年的时间，众基金的团队已经由7个人减少到5个人，本来人就不多的房间显得更加空荡。

　　作为子基金，还有一个更难的处境，那就是不能独立开展慈善募捐救助工作，这让他们的筹款更加艰难。在成立众基金之前，孟庆如的想法是成立一家独立的基金会，但是目前看来却很难实现。

　　孟庆如：你想成立这个基金会目前在咱国家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有比较高的要求，要是挂在必须具有部级这个级别才能够成立自己的基金会，而且作为民间的企业或者爱心团体这一条他就永远不具备，

　　其实早在2009年2月，曹德旺也是希望参照比尔盖茨基金会的运作方式，捐赠自己名下70%的股票，成立一家慈善基金会，然后用每年的股票分红来救助困难群体。但是由于没有先例，至今也没有获得批准。最终曹德旺在今年4月份做出一个决定，出售1亿股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卖股做慈善。

　　曹德旺： 12亿3600万，交税交去1亿2300多万。不是说做慈善的话，可以减免这个税吗？那我们地方税务局说，这是你的事情，我们税还是要收，那我们就让他收了，剩下了大概10亿多元钱吧，不到11亿。

　　采访中曹德旺不断告诉记者，慈善事业是调节社会分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国外通过立法进行严格的监管，同时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增加遗产税等手段，来引导有钱人做慈善捐赠。但是目前国内还缺少这方面的制度保证。

　　曹德旺：我认为制约现在捐赠的因素在于我们慈善事业管理上面，规章制度的修订方面需要有个突破。对慈善事业的话，我认为国家可以放低慈善基金的注册门槛，成立一个有效的机构来进行严格的监督，这个机构如果国家暂时没有办法成立的话，可以成立慈善基金协会。

　　孟庆如：说实话现在真正的做慈善来讲，大多数来讲应该说是凭良心的去做，凭着一腔热血去做。但是说一个真正的按照法律法规那种要求来讲，现在还是相对比较少的，这个应该说是比较急切的。

　　就在人们对捐助，慈善，公益的讨论日益升温的时候，一个关于壹基金可能中断的消息将这个话题的重心引向了体制本身。壹基金计划是李连杰在2007年成立的慈善公益计划。

　　壹基金发起者 创始人 李连杰

　　李连杰：七亿手机，如果大家肯做，那就是七个亿，一年八十多个亿，哪一家企业可以捐的出来，哪一个富翁可以每一年捐八个亿。

　　李连杰说，这个想法听上去很似乎很容易，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 因为壹基金的模式，在中国没有先例，为了增加这些善款的透明度，他邀请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对善款的使用进行审计。同时每一年度公布年报，向公众详细介绍“壹基金”的善款募集和使用情况。

　　这三年来，壹基金的公益覆盖面日益扩大。除了频繁的抗灾和援助之外，壹基金扶持了不少灾后重建项目 。基金面临巨大发展的时机，但李连杰透露，它也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重大关口--壹基金计划存在着中断的可能。

　　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有这种可能。有我们都不能理解的严重性。最煎熬的基本上就是大家基本上每一个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好事，你个人、集体、政府，领导人，体制内、体制外，每个人都觉得这是好事，但是还是没办法解决一些问题，这个是比较费心的事情，所谓头发会白的事情。就是大家都认为好，但仍然不能解决。

　　如果壹基金中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体制。中国的慈善基金分两种：公募和非公募。公募基金有权向公众募捐，而非公募基金无权向公众募捐。在美国，符合条件的民间非营利组织都可以登记成为“慈善组织”，注册之后只有税务部门监管。中国没有民办公募慈善基金会的先例，所以个人的基金会都挂靠在官办的公募基金会名下.李连杰的壹基金计划就是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在中国红十字总会架构下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它虽然能向公众募款，但并不是独立的法人，没有自己的独立账户和公章。所以壹基金潜力巨大的手机平台的捐款因为账户的不独立而在操作上存在着重大的不便，远远无法实现李连杰最初设计的“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的理念。

　　李连杰：我们都谈很好了，您打1331是慈善，1332是救灾，1333就是，你可以细化很多，就像您提出的疑问，大家但是说，我不能找一个没有身份证的人，我不能找一个没身份证的人给他一个号码和他合作吧？所以他们都在开玩笑说，壹基金是一个已经生了的孩子。

　　但是，这个已经出生的孩子，因为没有身份证，而面临法律，后续发展等多方面的问题。

　　李连杰 ：但是他没身份证，他没上学，他在月子里没事。但是在目前它就会被社会很多的希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更加专业化、透明化发展的人的质疑了，就是它的身份问题到底怎么回事，非公募基金会怎么会跟做公募的项目，它怎么会承接这个项目，它的法律结构是不清晰的。

　　对于这样的尴尬，李连杰提出了他的看法和思路：

　　李连杰：我一直提出一个观点，当时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要设立珠海和深圳两个特区，就是在那里实验，不是闭门造车，实验，当它实验了几年以后有结果了，它可以在十四个沿海城市推广，是吧？一定先有飞机，才有航天管制，第一个上天的人谁会管他呢，一定有十个八个以后了，大家说不行不行，得有一个游戏规则，咱们谁先飞、谁后飞，在哪儿飞才会有的。如果永远的大家都等待着法律健全了再做事的话，我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现在三十年后的成果。

　　虽然大家都对中国式的慈善之路充满了期待，但在现实中却又面临种种制度上理念上的无形障碍，慈善基金的法律主体地位模糊不清，相关的监督监管又存在缺失，很多从事慈善事业的热心人士发现，一腔热血之后，他们不得不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那么，应当如何走出慈善困境呢？我们再来听听王振耀的分析。

　　就说我们确实有很多体制、机制方面，那确实他们感觉做起来也不方便，你比如说你在美国，美国现在你看全国吧，基金会就十万多个，它是大量的基层的，那么当然他们的注册程序也很方便，他们的注册程序主要是管钱，管住你的钱就行了，就说你这个钱是多了是少了，你这钱一定要透明，一定不能贪污不能挪用。

　　实际上，近几年中国慈善基金的透明问题一直备受各界质疑，很多人不愿意把钱投到慈善事业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知道善款是否真的善用。中国慈善事业遭遇到严重的信任危机。

　　王振耀：现在在中国有几个慈善组织能注意向人家捐赠者做出满意的回馈呢？

　　记者：为什么做不到？

　　王振耀：习惯。

　　记者：习惯？

　　王振耀：文化习惯，不尊重普通人。你不让普通人满意，全社会就不满意。

　　这种状况能否改变呢？时任民政部慈善工作负责人的王振耀亲自搞起了一个试验。他采用的办法是，不仅对善款进行公示，而且对捐赠人进行反馈。

　　王振耀：你知道给人家打个电话人家就感动得不了了，人家就说，哎呀，我的钱寄到那么那，你们还记着呢，我说得你开收据干什么，不用不用，收据不用，我就是知道我那一千块钱你们收到就行了，后来我们，弄得我们说这老百姓太好了。你给人家回馈，你尊重人家一尺人家敬你一丈 这是我这么多年做慈善做公益我的深切体会。

　　然而让王振耀感到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中国的慈善机构中还很少能够做到对善款公示同时对捐赠人进行信息反馈。

　　王振耀：捐赠一定要这样，中国慈善事业要发展，这根如果不扭转过来，大家如果过去的，用过去的说法不把立场这个态度转过来，中国慈善事业我可以说不会有大踏步的发展，

　　其实就在王振耀负责慈善工作的2005年，中国的慈善法开始着手起草，2009年和2010年，慈善法均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为预备项目。据了解，目前慈善法草案已经完成并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法律层面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和制约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瓶颈，同时对于慈善资金的监管也有更详细的制度规定。

　　王振耀：从整体上我觉得这个法，恐怕和国际接轨的地方比较多一些，会给全社会一个现代慈善的理念，同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体制。这法我估计一定会对中国慈善事业产生比较大的触动。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三字经》的开头也说，人之初、性本善。可见中国人从古至今并不缺少爱心。再看看裸捐的富豪，动不动捐出动则几亿几十亿的财产，还有汶川玉树地震后巨大的社会捐赠额，说明我们现在口袋里确实也能掏出不少钱，用于慈善事业。但有心又有钱却未必能办好事，因为中间缺失的制度以及作为制度保证的法律，是整个慈善事业中关键的一环。历史上，农耕时代的慈善事业有一系列乡规民约来保证，后来计划经济时代慈善事业以政府为主体，而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相关的制度建设当然也应当跟上社会变迁的脚步。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其实，把一颗颗爱心，一件件好事凝聚成一股慈善潮流，形成一种社会氛围是一项更艰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