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慈善宴会”，中国富人可以说“不”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凤桃 王红茹|北京报道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给中国富豪们出了一道难题。

　　9月下旬，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即将来到中国。

　　今年6月，盖茨和巴菲特发起“捐赠承诺”行动，呼吁美国富豪捐出至少一半的个人财富用于慈善。8月底，两人就此次中国之行，向中国50名富人发出慈善宴会邀请函，名单未对外公开。据媒体报道，一些接到邀请的企业家致电盖茨基金会确认是否“劝捐”，并犹豫是否要赴约。

　　哪些中国富豪接到了邀请？会不会赴约？会不会承诺捐款？会捐多少？此类疑问和好奇，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我觉得这些老总不至于不去吧？巴菲特和盖茨也不会为‘捐不捐’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下称慈善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近来频频接到媒体询问有关富人捐助情况的电话。慈善信息中心是民政部主管的一个全国慈善信息平台，每年都要收集民政部和全国慈善机构的相关数据，并发布中国年度慈善报告。

　　但这一次，许多富豪选择了保持沉默。截至目前，只有SOHO中国CEO张欣在微博中谈起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访的消息，另有3位知名富豪对此事公开表态。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爱国者电子科技公司总裁冯军表示，愿意捐出自己的所有财产，陈光标称之为“裸捐”；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则表示，自己已婉拒邀请。

　　虽然比尔·盖茨很快发来了“不会劝捐”的说明书信，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区主任叶雷也向媒体表示慈善晚宴“只是聊聊”，但关于此事的讨论和关注还是落在了“中国富豪”和“捐助”上。

　　“中国富豪为何对慈善集体冷漠？”“中国富豪为何躲着慈善走？”等质疑随之而来。而且，表示“裸捐”的陈光标和冯军，收到的也不仅仅是掌声，有人称其为“沽名钓誉”、“趁机作秀”。

　　中国的富人真的不懂慈善、害怕慈善、不愿慈善吗？

　　嘉宾

　　李本公

　　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原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

　　彭建梅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

　　吴峰华

　　深圳TTF珠宝公司总裁

　　陈松

　　卓达集团总裁助理、集团新闻发言人

　　做慈善，

　　中国企业家不需要别人“劝”

　　中国富人的慈善表现究竟如何？这从各类捐赠情况中可探一二。

　　据民政部每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捐助年度报告》显示，2008年，因遭遇汶川地震特大自然灾害，中国接收到国内外捐赠款物总计1070亿元人民币，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而在正常年份，2007年全国捐赠款物总额为309亿元人民币；2009年捐赠总额为332.78亿人民币。在正常年份的捐助中，企业捐赠占绝对份额：2007年和2009年，企业捐助占总款物的比例分别为61%和58.8%，其中，民营企业占据主要部分。

　　由此可见，中国富豪是每年慈善捐赠的主力军。而且，在中国的慈善捐助总量中，大额个人捐助数量每年都在增长。

　　2007年《中国慈善捐助年度报告》显示，2007年度，中国单笔或单个筹款项目在千万元以上的巨额捐赠超过200起，平均每月在15起以上；国内全年捐款过亿的个人或单位有13个，捐款总额高达20.03亿元人民币。

　　此外，因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富豪并不喜好以个人身份进行捐助，有大量的隐形捐助不被人知晓，也无法进行统计。

　　李本公：

　　说中国富豪慈善意识淡薄，是不符合实际的。举例来讲，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华慈善总会就收到了很多企业家包括富豪的慷慨捐赠，而且好几笔数目巨大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匿名捐赠；而在今年西南五省旱灾和玉树地震中，单项捐赠达亿元人民币的就有四位富豪企业家，同时，很多富豪也开始设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富豪参与慈善事业正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参与人数不断增多；二是捐赠额度不断提高；三是捐赠方式不断规范化、日常化、科学化。

　　彭建梅：

　　我们的民族是向善的，我们的文化也是“性本善”、“善有善报”的。在价值观上，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缺乏行善之心，中国富豪也一样。

　　根据我们每年的企业捐赠量来看，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捐得多，内资企业比外资企业捐得多。在我国，上规模的外资公司有很多，比如麦当劳、雀巢、家乐福、IBM等等，但他们在中国的捐赠与他们在中国挣的钱是不成比例的。这说明，在价值理念上，外国人并不比中国人强。而中国企业家的捐助也不需要别人来“劝”，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不参加慈善晚宴，

　　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对于巴、盖的慈善方式，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家表示，不赞同者并不少。一位企业家无奈地说：“捐了就是好，不捐就是没有慈善心和责任感”，这种“非白即黑”的判断，将富人的捐助行为抬高到了公众形象与道德水平的判断上，舆论压力让富人失语。

　　“人是有感情的，我考虑还是会把我的财富留给我的子女，因为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我们的付出换来了回报，当然也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好财富。”46岁的国内富豪阿文（化名）坦言，不会选择“裸捐”，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做慈善。据其介绍，到目前为止，他做慈善的花费达1000多万元，包括资助20多个贫困山区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但自始至终，阿文都没有借助慈善机构，而是采用直接帮扶。阿文说，一方面，他抚养的这些孩子就像自己的儿女，在帮扶过程中，他看到孩子们的成长感到很欣慰；另一方面，因为对慈善机构的内部运作并不了解，所以他宁愿自己多花点精力，亲自把钱交给需要帮助的人和花在需要帮扶的事上。

　　李本公：

　　要培育更多的中国慈善家，首先需要全社会树立起客观积极的社会舆论，去尊重那些合法致富的人，褒奖他们的慈善行为。对于企业家，捐多捐少都是一份爱心，都应同样受到尊重。不要苛求富豪参与慈善的行为，不要刻意地以甲的捐赠额度去要求乙，不要把甲和乙的捐赠数列到一起去比拼。总之，对捐赠者要宽容、理解和鼓励，只有这样，才会使“勿以善小而不为”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下去，才会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捐赠行善环境。

　　我们的慈善家们也应欣然、勇敢地接受社会的赞誉。比如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大张旗鼓地行善，高调受奖，心安理得，这也是他慈善追求的一种特有方式，慈善环境应当崇尚多层次、多形式、多理念，只有这样全社会才会形成一个行善光荣的氛围。

　　彭建梅：

　　对于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参不参加都不代表什么。盖茨和巴菲特是全球企业家的偶像，中国企业家有机会和他们交流慈善，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参加，也表明中国企业家有自己的想法，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中国企业家是一个受尊重的群体。他们创业的艰难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所以媒体和政府都应该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而不是去随意指责他们。这个时代是个多元价值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至于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捐，这是个人行为。

　　“让中国富豪

　　捐出一半家产的大环境还不成熟”

　　盖茨和巴菲特的“美国式捐赠”在欧洲曾受过质疑。英国媒体称，这种捐赠导致国家流失了大量的税收，使多数人丧失了提升生活水平的机会。

　　而在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迥异的中国，其适用性更难定论。“在美国，富人要缴纳巨额的遗产税，他们的制度是鼓励捐赠的，同时，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也会让民众有一定的安全感，乐于捐款；另外，美国的法律也相对健全，捐助的款物及其去向相对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而我国的《慈善法》还在制订之中。”慈善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表示，即便中国富豪不愿意捐款，也并非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此外，拖泥带水的“原罪”也是部分富豪不愿意捐款或公开捐款的重要因素。一位国内企业家向记者表示，捐赠所带来的财务透明可能让一些“原罪”暴露在阳光下，可能会成为富人自身的风险，“谁也不会去冒这个险”。

　　王振耀：

　　我觉得目前在中国让富豪捐出一半家产的大环境还不成熟。从世界范围看，慈善募捐，富人是带头人，但中国的富人捐款很不普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其实是贫民是主体。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财不外露”的习惯一直影响着中国很多富豪；另一方面，中国的慈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个时候提出过高的要求也不现实，只有机制走在了前面，企业才会行动。

　　陈松：

　　应该说我国重视慈善的大环境在逐步完善，但我国的慈善环境离成熟还有一段距离。一个社会的完善，不仅仅依靠企业家，应该依靠全社会。据我了解，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全国民众。我们国家也一样，只有“人人慈善、快乐慈善”，才能充满和谐，仅指望个别榜样式的企业家的慈善，没有之后的全社会大范围的跟进，企业家捐赠也很难持久，同时也杯水车薪。

　　吴峰华：

　　在理念上，我非常赞同盖茨和巴菲特的观点，中国富人应该将自己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留给社会，而传统的遗产继承方式只会诞生所谓的“富二代”。我们这一代都是改革开放后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理念上还是跟得上社会发展脚步的，是不缺乏责任感的。

　　但是，理念和现实是有距离的。目前承诺捐赠自己身后财产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我们，因为我们的企业正处发展期，还没有脱离险境，相对慈善，我们应该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用来关注企业和行业的发展。而且，在身前的这段时间，企业也没有完全摆脱风险，谁能料到死后还有多少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