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聪聪

　　近日，看到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的新闻报道，有过信访经历的北京市民朱翔(化名)很是感慨：“这个活动太好了，体现出政府倾听民声、体察民意的诚意和努力。”

　　朱翔告诉记者，他曾在上访过程中，遇到过公职人员敷衍了事、推诿责任的情况。虽然他的问题最后得到了解决，但他感觉自己当时很被动，不受尊重。“这次广州市领导主动接访，让我们老百姓眼前一亮。其实，愿意为民办事的官员还是大有人在的。”

　　上周，中国青年报通过清研咨询和民意中国网，对530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1.2%的人关注了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活动，其中42.1%的人表示“非常关注”。受访者中，“80后”占58.0%，“70后”占23.1%。

　　58.3%的人担心领导接访后解决问题过程漫长

　　本次调查显示，多达93.0%的人支持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76.2%的人认为此举是政府主动倾听民意的一次尝试，57.6%的人认为这能缓解社会矛盾，48.7%的人肯定这是当前最有效的民意反映渠道。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赵成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看到有关接访的报道时，自己心里五味杂陈。“两次广州市领导大接访活动，都在重大体育赛事之前，是创造稳定、安全环境的重要举措。同时，领导主动公开接访也是积极获取民意、为民服务的重要方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这样一个本应被平常对待的接访日，老百姓却连夜排队等待接访，反映出目前民意诉求非常旺盛。”

　　调查中，有22.3%的人认为此次接访“说明下属职能部门无力解决问题”，还有相同比例的人怀疑此举“有作秀嫌疑”。

　　据《羊城晚报》报道，在10月18日广州市领导的接访活动中，不算各局接案，仅四套班子领导共接到397批次的投诉。“广州有1500万人口，没有投诉或者上访是不可能的。我们组织大接访，虽然很辛苦，但是能帮市民解决问题，就值得。”“投诉多就是我们工作没做好？NO！相信这么大一个城市，谁搞四套班子大接访，保证都是人山人海。广州不回避矛盾，这么多人口的城市，敢这样(大接访)的，我看不多。”广州市市委书记张广宁结束接访后，在会上总结接访问题时这样说。

　　张广宁还提出，大接访中的信访案交给各部门后，希望局长亲自处理，不要局长交给副局长，副局长交给处长，最终又回到原点。“我们为什么要亲自参加？就是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解决问题，否则我们就白接了！”

　　调查显示，公众对领导接访的忧虑主要来源于对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不确定：72.7%的人担心领导接访后，下属职能部门仍然解决不了问题。58.3%的人担心领导接访后，解决问题的过程仍然漫长。此外，59.6%的人担心接访时间太短，其他人没机会反映问题；55.1%的人担心市领导精力有限，无力解决全部问题。

　　我们应建立起持续规范的领导和百姓的信息互动机制

　　“参加接访活动的老百姓，以前有没有反映过问题？如果以前反映过问题，得到过信息反馈吗？为什么没有解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庆龙认为，广州领导公开接访结束后，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逐级问责，这样才能震慑住一些官员的不作为。

　　刘庆龙指出，政府和民众应该有正常的沟通秩序。政府是有层级的，基层部门才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上级领导对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负有督察的责任。“如果老百姓通过接访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高层领导出面才能解决问题，那就会只等着高层领导了，这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应建立起持续、规范的领导和百姓的信息互动机制。”

　　在总结接访的会议上，张广宁表示，“我们需要大接访，但是我们也不主张老是大接访。下一步，我们还需要梳理管理上的症结，比如社区如何统筹各方面解决问题。”

　　本次调查显示，60.7%的人认为领导应该长期定期接访，56.3%的人期待党政一把手公开接访活动推广到全国其他城市。

　　“直接面对老百姓的部门可以研究、推广接访的形式。”刘庆龙认为，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组织的“警民恳谈会”就是很好的形式。每月第六日，派出所民警都会去当地社区进行警民互动。

　　刘庆龙曾去台州市调研过两次，他发现当地老百姓反映的很多日常问题，比如因为路灯照明不好引起安全隐患，都不是公安的管辖范围，但有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路灯归谁管。有了警民恳谈会，民警就会记录在案，也能当面给老百姓一个信息反馈。民警再去和市政部门沟通，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赵成根认为，构建一整套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上达的管道，是当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但西方发达国家在民意收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赵成根说，以美国为例，他们的地方政府设有听证大厅，每个市民对城市管理有任何要求，都可以通过听证程序向上反映。美国政府有常规的民意调查管道，也借助民间独立的调查机构定期进行民意测验，收集民意已成美国政府决策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此外，各类公共媒体也是政府了解民意诉求的重要管道。

　　“我国社会主体多样化的利益需求，要想随时得到通畅的表达，离不开上下交流管道的建构和执政理念的转型，新的制度安排要让政府有充分的动力去切实地为人民服务。”赵成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