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 杨维汉、吴晶晶、刘奕湛) “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久前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释放了收入分配的新信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财富的蛋糕不断做大，而分好蛋糕却更需要智慧和勇气。在22日此间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问题引起热议，大家纷纷对“十二五”期间调节收入分配献计献策。

　　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必须有效缓解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先富群体快速扩大，为先富帮后富、实现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有专家表示，现在以收入分配中表现的公平正义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居民的收入差距、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和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反映财富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

　　全国政协委员任启兴提出，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分配明显不公、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严重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更敲响了社会安定的警钟。

　　任启兴认为，调节收入分配是一场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涉及财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必须统筹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稳步推进，有效解决。

　　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任启兴表示，“十二五”期间，必须以攻坚克难的精神多管齐下、多策并举，形成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和规范的收入分配秩序，才能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

　　应重点提高产业工人、农民收入水平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大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郑兰荪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时指出，调节收入分配应当以结构性调整为核心，以构建橄榄型社会为目标，加快实施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郑兰荪说，“‘十二五’期间要以提高产业工人、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为重点，提升国民整体性富裕程度。”“橄榄型”社会的成型，关键在于提升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主要提高工人、农民的富裕程度。

　　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的卢志强常委也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加快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中小企业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大量中小企业普通职工的工资一般都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徘徊。

　　卢志强分析了制约中小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二是中小企业负担依然较重、工资制度尚不完善。三是经营管理境况不佳，普遍竞争压力大、抗风险能力弱、生存周期短、利润空间低。四是工会商会建设滞后。

　　改革需要魄力。卢志强提出建议，通过完善制度保障提薪，分区域、按行业建立最低工资指导线制度，普遍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通过企业转型升级带动提薪；通过扩大就业拉动提薪，降低创业门槛，探索建立创业风险补偿机制；通过减税清费支持提薪，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一步清理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负担。

　　社会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器”、“社会发展的稳定器”。“近年来，国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十二五’期间还应该着力改善农村民生。”陈锡文委员代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发言时说，目前，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重要制度都已经建设起来，“十二五”期间要在完善体制、提高标准、推动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等方面加大力度，逐步实现这些方面的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

　　陈锡文还提出，要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扩大覆盖面，尽快实现广大农民老有所养的期盼，为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打下基础。

　　“调高”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

　　一个国家的发展，公正和效率是永恒的主题。激发社会的创造力，才能提高国家发展的活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使国家保持和谐稳定的发展。分配公平正是维护社会公正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收入分配的“高低调节”，任启兴委员认为，对于通过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高收入者，在对其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护的同时，必须进行必要的调节。

　　任启兴表示，“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劫富济贫”，更不是“均贫富”。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财富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推进分配公平。

　　对于调节过高收入，任启兴建议，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将高收入者的重要来源——财产转让、赠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对象。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设定应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以降低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

　　同时，任启兴也为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开出了“药方”：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减少垄断对分配格局的扭曲作用。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建立国有资产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于民，让国有企业利润通过适当的方式体现全民共享，不能任其自肥。

　　任启兴还提出，要从制度上严厉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他说，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有意见，并不是对合理、合法的收入有意见，而主要是对通过违规、违法行为获得巨额财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强烈不满，对这些非法收入要坚决打击。应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