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初，备受关注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在全国3000多个法院全面推开。量刑规范化的本质是什么？对我国的司法改革会产生什么影响？未来，法官将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带着这些问题，半月谈记者对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量刑规范化项目组副组长戴长林进行了专访。

　　记者：在量刑规范化改革全面试行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戴长林：早在2005年，最高法院就开始对量刑规范化改革开展实质性调研。经过5年的调研和2年多的试点工作后，今年上半年，最高法院对120多家试点法院进行了检查、验收、总结。这120多家试点法院普遍认为，量刑规范化改革取得成效非常明显，比如上诉案件、抗诉案件明显减少，上诉以后改判率下降，上访率下降。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国刑事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我们国家的刑法，1979年颁布，30多年来，真正对量刑机制和方法进行改革的，这是第一次。这次改革是量刑方法的改革，并不否定过去的量刑结果和量刑公正。

　　记者：有专家称这次改革是“一场法官的自我革命”，您怎么看？

　　戴长林：改革全面试行后，由于对具体犯罪应当判处的刑罚、量刑情节从轻或从重的幅度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庭审过程中，公诉人要提出量刑建议和量刑理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答辩，提出自己的量刑意见和理由，控辩双方进行充分辩论，所以量刑过程更加公开透明。相对于以往的估堆式量刑，现在法官量刑时受到的制约多了，法官必须更加规范、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一场法官的自我革命。

　　我国法官以前量刑，主要靠长期积累的量刑经验，对具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考虑各种量刑情节，一次性估量、确定对被告人应当判处的刑罚。采取这种方法量刑，主观性较大，不同法官的量刑结果有时差异较大。即使差异不大，也因难以具体说明量刑过程和理由，导致本来公正的判决，被告人不服判、社会也不满意，甚至引起舆论的关注，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因此，我们进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主要是量刑方法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