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南阳西峡县气象局局长禹相杰驾公车陪领导到景区游玩途中将路边的三个行人撞死，南阳市、西峡县气象局共支付48万元公款替其赔偿，其中20万元被称为是拨付给西峡县气象局的“办公经费”。而该局长被刑拘后以高血压、心脏病为由，已取保候审。(11月15日《大河报》)

　　如果没有不受约束的公务接待潜规则，上级领导怎敢心安理得地享用下级奉上的“公款游”？禹相杰又何以落得“鸡飞蛋打”的结局？倘不是那三条沉重的人命，禹相杰驾公车陪领导到景区游玩一事，会不会湮没于屡见不鲜的公务接待之中？

　　提起公务接待，每年巨额的“三公消费”，向来是公众心头的巨大隐痛。而经媒体披露的山西平遥县的公务接待，更为触目惊心的公款消费腐败提供了现实注脚。平遥古城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少收入1200多万，接待费用保守估计也在千万元以上。

　　我想到前不久一个新闻。新西兰房屋部长希特利，这个一度被民众视为抑制房价有功的“功臣”，仅仅因为拿公务接待卡刷了约1000新西兰元(按汇率相当于人民币5287元)，为自己购买了两瓶酒，结果却未能逃过审计员的眼睛，还引发公众游行。最终希特利不仅补齐了费用，丢掉了官帽，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希特利的违法没有“后悔药”，这才是真正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更主要的是，他公饱私囊的蛛丝马迹，未能逃过审计员的“火眼金睛”，而广大民众也无丝毫宽限之意。某种意义上，正是民众对公帑腐败的“零容忍”，得以促使审计制度始终保持“高压”的严谨态势。

　　我觉得，现有监督机制对公务接待腐败问题的“内部曝光”已缺乏可能。从公务接待腐败表现来看，现有监督制度本身听命于公务接待潜规则的受惠者，即要么是上级领导，要么是同级领导。要想监督制度发力，就必须打破这种利益关联链条，一方面从预算源头箍紧龙头，另一方面积极强化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第三方监督。特别是，对公务接待腐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而不是仅有象征意义的“停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