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钢经验”

　　武钢“走出去”的成绩，为其他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大型央企提供了一些成功经验：

　　深刻领会并执行国家政策，配合国家部委，准确把握时机。武钢的海外资源战略决策紧扣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走出去战略的政策要求，又结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把握世界金融危机机遇，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开发银行等通力配合，在别人不敢下手的时候成功抄底。

　　不仅仅走出去拿矿，还谋求管理权。对国外的矿山资源母公司投资获得部分股权，另外在母公司下面就矿产项目成立合资公司，在项目公司再拿部分股权。这样既可拿到矿产资源，又可参与管理规避风险。如公司购买加拿大CLM公司股份，获得一名董事席位，另外与CLM下属矿产项目成立合资公司，获得项目公司一名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职位，武钢的三名高管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打破矿业投资理念，实现权益形式灵活多样。为了打破国际铁矿石巨头的垄断，武钢采取了购买矿权、股权，合资、独资、参股等多种经营方式，以增大合作投资成功的几率。对上市公司尽可能收购其股份，让股票溢价；不能控股的海外公司积极参股；在可能谋求控股的矿产区块尤其是低成本区块尽量谋求控股。

　　在海外投资中借助中介机构快速切入陌生的海外市场，避免走弯路。武钢规划发展部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邓果宇说，中外市场和文化差异大，为了解国外市场、文化、法律、企业组织形式等，武钢聘请国际知名的投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如摩根、瑞银、安永、德勤等进行咨询，知彼知己，避免了不可预料的风险。

　　在一些国家大型矿山的国际合作遇到阻力的情况下，灵活地选择中小矿山为突破口，以增强中方在谈判中的话语权。尽管中国收购在海外遇到政治经济舆论压力，但海外市场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处于破产边缘的中小矿山，海外投资的价格更便宜、成功率也更高。□

　　《瞭望》文章：构建“走出去”制度防火墙 　　管控海外投资风险，完善政策层面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是制度基础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近日，毕马威公布的《世界级的梦想：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和反思》报告显示，新世纪以来，中国企业表现出强烈的“国际化动机”。在接受其调查的对象中，高达96%的中国大型企业表示有继续对外投资的计划，超过84%的小型企业则表示会有更多的对外投资活动。

　　与这种火热的“走出去”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政府服务和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意识仍然薄弱，缺乏较为明确和系统的制度保障。如果和已经比较完善的引进外资体系比较，对外投资的相关体系还比较薄弱，有些领域甚至是空白。

　　“完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非常迫切。”采访中，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必将迅速增长，因此，企业对一套完善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的渴求也愈加强烈。

　　挡不住的“走出去”热潮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每年的对外投资额定为120亿美元左右，5年的海外投资总计600亿美元。而实际情况是，2010年一年的对外投资额即有望达到600亿美元。

　　“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一国所处的投资阶段与该国的人均GDP密切相关。”采访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总体上的一个规律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4000美元时，就进入了对外投资的高速增长期。

　　“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3679美元，预计到2020年，在正常情况下将达到5000美元～6000美元。因此，中国对外投资的实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外经济的发展将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逐步走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阶段。”

　　卢进勇也有着类似的观点，他提供的一份统计表格显示，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人均GDP处在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省区市，已经达到了80%左右。“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阶段。”他说。

　　基于这种情况，对于“十二五”期间的中国对外投资，不少业内人士都表示将可能出现巨大的飞跃。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上，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常务副会长范春永估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13年可望达千亿美元，存量可望达5000亿美元的规模。

　　不过，这仅是保守估计。在卢进勇看来，从1999年到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0.43%。2009年，尽管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37%，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1.1%，达到了565.3亿美元。

　　“因此，如果按未来每年增长30%的速度计算，2015年我国的对外投资额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他谈到，“即使按10%的年增长率来测算，到2015年，依然能够达到1089亿美元，从近年来的数据来看，这个数额在世界上也能排到前五名。”

　　“现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要求中国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对于这种趋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邢厚媛给《瞭望》新闻周刊的解释是，从自身发展看，无论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还是转移过剩产能，保障海外资源供给；或是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纠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缓解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都要求中国企业加快海外投资的步伐。

　　“新手”闯天下风险重重

　　然而，前景虽然光明，但海外投资的结果也是喜忧参半。而且，中国企业大多仍处于中、低端行业，企业的国际化经验不足、管理人才缺乏，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还有较大差距。对此，受访专家分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国内投资相比，海外投资的风险和挑战都远远超出中国企业的想象。”

　　在当前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问题，各个国家对于海外投资的监管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就指出，2009年各个国家采取的外国投资政策共计102项，其中31项趋于收紧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由此产生的国家投资纠纷也在增加。

　　“更加关键的是，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因此在决定是否允许国外投资进入时，人为因素占主导作用，大大增加了不确定性。”邢厚媛指出，除此之外，汇率变动、文化差异等风险也同样不容忽视。

　　除了外部因素，受访专家更加关心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原因。“虽然从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已有10年的时间，但实际上直到2004年，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才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政策环境，在‘十一五’期间才算正式开始。因此就海外投资而言，中国企业是不折不扣的‘新手’。”赵晋平如此表示。

　　而“新手”自然就有“新手”的弱点。“积极性很高，但许多企业并没有周密的国际化经营战略。”邢厚媛提到，几年前她曾作过调查，尽管有海外投资计划的企业很多，但真正在走出国门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国际化战略方案的企业不到3%。

　　卢进勇在和企业打交道时也发现，一些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没有市场调查和论证，“走出去再说”，“不少企业老总喜欢往海外跑，看到项目就想投，对外投资完全凭感觉。”而一些国有企业，由于投资决策机制和管理体系的落后，海外投资成为政令式决策，在选择项目、地点、合作伙伴、经营策略的制定、人事安排、执行及监督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而投资失利。

　　除了决策中的盲目，更大的缺陷则是跨国经营能力的不足。“一大主要障碍是缺乏擅长国际化经营的高层次、综合性的经营管理人才。”赵晋平表示，我国企业由于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起步晚、发展快，因而对人才的培养跟不上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不仅如此，人才流失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导致上述现象雪上加霜。

　　完善制度三大侧重点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挑战和风险，多位受访专家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了对外投资促进体系的制度建设上。“目前的海外投资促进体系还仅仅是一个雏形。”卢进勇认为，尽快完善当前我国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应当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其一，健全保障制度体系。“系统健全的立法体系是保证海外投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和保障。”卢进勇谈到，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系统的、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现行的有些法规不仅颁布时间较早，而且门类残缺不全，难以适应当前企业海外投资的需要。

　　此外，各项法规又分别由众多管理部门制定发布。这些产生于各部门管理权限和目的之下的政策法规难免有不衔接甚至相互抵触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海外投资混乱无序的状态。

　　为此，受访专家建议，一方面，着眼于国内，首先应制定一部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作为调整境外投资的基本法。在此基础上，根据海外投资实践，及时补充境外投资法的实施细则及其他的单项法规，如《境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投资保险法》等，彻底改变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局面。

　　其二，完善管理体系。“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中，多头管理一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卢进勇介绍，目前的情况是，主要由商务部、发改委负责，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协助管理。

　　在这种多层次的管理体制下，表面上各部门各司其职，但实际上职能交叉，管理内容重叠。各部门从各自的管理权限和部门目的出发，制定出各自的管理办法，同时又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来负责统一协调，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造成混乱，极易产生矛盾。

　　他坦言，由此所造成的一大影响就是，企业一个境外投资项目往往要经过多个部门审核，审批环节过多，且个别环节存在重复审核和审核标准不一致的现象。这些繁琐的审核手续，往往贻误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时机。

　　受访专家认为，应尽快统一海外投资的审批标准，使审批内容更具合理性。应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内容，提高审批效率。从更加长远的角度看，应设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管理机构如对外投资委员会，在宏观层面上统一领导和协调组织全国的对外投资活动。

　　其三，加强服务支持体系建设。“海外投资，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往往是信息不灵。”在卢进勇看来，这是当前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当前在信息服务方面，我国主要依靠驻外使领馆提供一些有关驻在国的宏观经济、市场需求和基本的法律框架等方面的信息。这些商务信息一般都直接反映到中央有关部委，按行政隶属关系再向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传递，基本上是一条单向、封闭的路线。而我国市场化的信息服务，也处于较低的水平，搜集的信息比较零散，缺乏整理加工，很多信息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掘。

　　“融资难”，也是受访专家一直强调的问题，而其背后，则是国家严格的外汇管制。赵晋平提到，近年来，为了适应我国境内投资者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需要，外汇管理局逐步放宽了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但是，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担保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国家对境外投资企业的资金筹措和贷款担保仍限制得过多过死，极大削弱了海外投资企业的国际国内融资能力。

　　专家建议，应加大支持力度，丰富支持手段。在金融支持政策方面，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放宽贷款担保限制。重视发挥商业银行的作用，鼓励银企合作。在财税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应该尽快设立海外投资发展基金、中小企业海外产业投资基金、对国家利益有重大意义的产业投资基金等，建立与完善我国的基金支持体系。

　　在信息咨询和技术援助方面，国家有关部门要定期发布国别投资环境报告，尽可能提供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法律和社会文化等信息；建立对外投资国别地区项目库和有兴趣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信息库，为企业寻找合作伙伴和投资项目提供服务；进一步了解企业的需求，联合驻外使领馆和国际商会分支机构形成庞大的信息互动网络，并加强对信息的整理和提炼，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