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月10日到12月12日，为期三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2011年中国经济制定了发展的主基调。我们知道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启年，在这一年当中，中国的经济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老百姓所关心的物价和收入问题将会有怎样的走势？CCTV2《今日观察》播出《中国经济走势》，以下为节目实录：

　　李扬：2011年宏观调控唯“稳” 变量来自全球金融危机

　　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史小诺和特邀评论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刘戈共同评论。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剖析货币财政，探讨市场观众最关注的问题。

　　李扬：“积极稳健、审慎灵活”：恢复常态 表明审时度势和随机应变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积极稳健、审慎灵活”，从本身的意思来看是一种状态，理解它的意思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角度就是相对于前几年的表述，它有些什么变化。2008年的表述比较清楚，那就是“出拳要快，下手要重，保增长是第一要务。”2009年就有些变化，是“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方向要有所调整”，最后一句是“要继续完善应对危机的一揽子措施。”它有一个继承的关系，因为09年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没有明确指向性的话语，这可以说是一个较大的变化。

　　第二个角度，我们可以从字面意思上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来看没有异议，是有扩张性的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过去而言是要稍微收缩一些，一个扩张，一个收缩，总体的结果偏向中性，所以在这四个字里没有看出明确的指向性。而“审慎”和“灵活”更表明了一种处理问题的态度，但它更不是表明这个方向的。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来看，第一感觉就是它要恢复常态，已经不是危机最困难，最紧急的时候。另外，它表明了一种要审时度势，要随机应变的态度。

　　刘戈：适当刺激的财政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

　　(《今日观察》评论员)

　　其实宏观经济调控无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我们现在目标上要得到一个稳定较快的发展速度，那么就要像骑马一样，马要保持稳定的快速度，既不是漫步，也不是狂奔，所以这里需要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鞭子的抽打；另一个是缰绳的控制。当然，我理解可能不一定特别准确，就是财政政策像鞭打，货币政策像缰绳，这两个合起来就能控制马在一个既省力，又比较快速，比较平稳的速度上奔跑。

　　李扬：今后将更多依赖货币数量性的调控工具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调为“稳健”，因为它不是一个严格的政策者用语，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货币当局希望能够以“稳”的，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和方式来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所以“此稳健”和“彼稳健”是有差别的。有时候情况不像亚洲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那么明朗和透明，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轻易改变这个表述，但结合当前的情况来看，货币政策适度从紧是事实。但现在关于货币政策的表述增加了一句，即“管住流动性这个总闸门”。在历史上曾有过“管住信贷这个总闸门”的表述，现在变成流动性，这表明今后将更多的依赖货币数量性的调控工具，流动性本身说的就是一个数量概念。

　　在美国连续推出两次“量化宽松”，一直是采取的是“价格调整”手段，动利率，很少用“数量手段”。危机发生以后，由于“价格手段”失灵，只能启用“量化宽松”。现在启用的是“量化宽松2”，如果情况没好转，他还将继续“量化宽松3”。量化宽松放出的美元并不完全留在美国，大量的美元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进入了如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以由08年的数字可以看出，美国一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我国当月的外汇占款就增加了5000多亿，美国“量化宽松”，我们就得“量化紧缩”。

　　另外，由于我们利率还没市场化，“利率手段”调控的作用相对有限，再分配作用比较突出，调控经济的作用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在“十二五”规划里面，我们提出了利率市场化的目标，其意就是要为利率政策今后发挥重要作用创造体制性，基础性的条件。因此我们今后会更多的依赖数量性的调控手段。

　　李扬：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增长率的下降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加息变成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有一种宣誓性的作用，但目前实质性的作用不强，在中国还是“数量手段”比较强，美国一直是“价格手段”强，但是它在危机过程中也失灵了，所以美国现在也启用“数量手段”，无非就是这种两类手段交替使用。目前看来重点使用的是“数量稳性手段”，而这种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得2011年的新增信贷总额不会超过2010年，它可能是适度从紧的，但是从紧不是主要表现为绝对量的减少，而是增长率的下降。

　　积极财政将走向哪里？百姓收入能否增加？2011年的经济走势又该如何判断？

　　李扬：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更多的体现在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方面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因为财政支出有很多种类型，有投资型、消费型、社会消费型，所以限制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并没有限制积极的财政政策涉及的领域。这几年财政政策的立场一直在转变，在更多的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消费。地方政府投资从最终的目的来说，也是为地方的居民提供更多的服务，但这里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尤其当下，我们即将换届，在经济中存在物价上涨的压力，在流动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在我们前两年积累的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的背景下，如果再盲目的“上项目”，会给经济的未来发展带来非常大的障碍，有潜在的风险，因此中央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同时也提出了要优化投资结构的目标，也就说不是说完全的限制住你，而是要按照经济发展的方向，按照调结构的要求来安排我们的投资方向。

　　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后会越来越多的体现在公共消费上，体现在教育、扶贫、医疗、卫生这些设施的完善上，还有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因此总体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使老百姓更多的获得直接的好处，因为投资实际上是老百姓从长期来获得间接的好处，现在更多的是要直接好处。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说，政府增加消费型支出，会从总体上提高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它还有这样一层含义。

　　刘戈：财政政策的不同投向决定经济发展带动的结果

　　(《今日观察》评论员)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更需要在医疗、教育以及住房上有一个基本性的保障，那么就希望国家的钱更多的是往这方面来投入，所以这两种不同的投向，最后决定了你的政策，就是这个财政政策，最后虽然是同样的一个词汇表达出来，但如果往不同的方向投，最后对于百姓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对于经济发展带动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刘元春：对于国际经济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压力 我们要有前瞻性和积极性的应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国际经济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压力：第一个方面，就是欧美经济放缓，可能会使中国2011年的出口有所回落；第二个方面，世界经济增长的分化导致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体的经济政策的收缩与欧美的经济放缓所带来的政策的刺激之间的冲突，使中国未来的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磨擦上了一个新台阶；第三个方面，由于这种磨擦和冲突和世界格局的分化带来美元的汇率指数的重构，投资流动方向的变化，进而导致汇率进一步的波动，我们要对外部经济的变化高度重视，使内部的政策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有一定前瞻性、积极性的应对。

　　刘戈：我们的计划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的进行调整

　　(《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有一个计划和预判，但现在和前几年的情况越来越不一样的是外界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计划是要有，但有时计划赶不上变化，因此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的进行调整。

　　李扬：2011年的轮番调控方向唯“稳” 变量主要来自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关于2011年的物价形势和经济增长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如果情况不发生重大变化，就会和2011年差不多，所以2011年的经济工作会议轮番调控的方向就是一个“稳”字；第二点，就是还会有变量，这个变量主要是来自全球金融危机，因为在后危机时期，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经济非常之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