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箭：我的父亲罗瑞卿在文革前后

　　父亲只要坐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总要司机减慢车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这不是演戏，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口述/罗箭 整理/周海滨

　　采访罗瑞卿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原副政委罗箭将军，是在北京安慧北里一个僻静的军队家属院。门口的保安拦住了记者，因为“这里住了很多高级干部，不能随便进，必须有人来接”。

　　年逾古稀的罗箭少将热情地将记者迎进了屋子。他看上去儒雅温和，一件运动外套上面套了个马甲，朴素的装束让人看不出是开国元勋之后。“不用换鞋，直接进来吧。”罗将军说。

　　罗箭1938年在延安出生，取名罗小卿。他从小被送到老乡家寄养，3岁的时候母亲才把他接了回来。“当时又黑又瘦。现在我才1.75米，我父亲1.82米，小时候营养不好。” 

　　客厅里，醒目地悬挂着罗箭的父亲罗瑞卿和岳父林枫的黑白照片。

　　罗箭讲述之时，眼光会时时落在父亲的这张戎装照上。照片上的罗瑞卿大将，温和地微笑着。

　　“不能像苏联那样，列宁都被刺伤”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罗瑞卿始终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和忠诚卫士。

　　罗瑞卿是1929年认识毛泽东的。当时，他所领导的闽西游击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在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注意到身材和自己不相上下的罗瑞卿，问道：“你是北方人吧？”罗瑞卿回答说：“我是四川南充人。”毛泽东说：“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都是长子(高个子)。”于是，罗瑞卿便得了“罗长子”的雅号。

　　罗瑞卿身高1.82米，比毛泽东还高1厘米。毛泽东曾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还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小时候，罗箭看过一部反映苏联保卫部门最高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的电影《仇恨的旋风》。看完跟父亲讲起，父亲说：“毛主席曾对我说，高级领导的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好。不能像苏联那样，列宁都被刺伤。”

　　从列宁时期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的高级领导干部经常被刺伤或者暗杀。1934年，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青年党员尼古拉耶夫暗杀，这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的导火线。

　　然而，建国初期还是发生了两件事，让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一件是陈毅市长在礼堂做报告时，国民党派来的杀手跑到后台准备下手；另外一件是广州市长叶剑英在广州两次遇险。

　　这两件事让罗瑞卿压力很大。但他最担心的还是毛泽东的安全。

　　有一次，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北京演出。“那时没有国家大剧院，最好的剧院是天桥剧院。主席要去看，我父亲事先去考察，主席坐哪个位置他都事先要坐一坐，把周围的环境都了解清楚了，警卫工作都布置好了，才能让主席去，并且是陪着主席去，然后坐在主席旁边。主席看到他来了，会意地笑一笑，表示知道是他来了。”

　　这种极度的谨慎甚至成为反对者后来攻击他“反对毛泽东”的一个口实。

　　1965年底，正在西南检查工作的罗瑞卿被紧急召去上海，但是一到就被软禁了。“上海会议叫‘背靠背’，在会上揭露他，不让他参加，给他加的罪名就是反对林彪，伸手要权。毛主席对林彪说：‘你说他反对你，他倒是没反对我，他不让我游泳也是为我好。’”

　　不让毛泽东游泳的事情发生在1956年初夏。毛泽东在广州突然生出想到长江游泳的念头，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罗瑞卿、王任重、汪东兴等听了都坚决反对，认为长江水流急、有漩涡，游泳太危险。见毛泽东态度执拗，其他人语气有所缓和，但罗瑞卿偏偏较这个真儿，反复申明不能冒这个险，还亮出最后一招：“这事得向中央请示汇报后，才能决定！”毛泽东脾气也上来了：“你向谁汇报请示，中央主席就是我！”

　　之后，罗瑞卿学会了游泳。“父亲不会游泳，但为保卫毛主席，他在50岁时学会了游泳”。

　　罗瑞卿的儿子“失踪”了

　　1961年，罗瑞卿兼任了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受中央直接领导，协助聂荣臻和贺龙，抓“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在罗箭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前，罗瑞卿给三个儿子改了名字。他说：“你要上军校了，我给你们兄弟三人起了名字，叫‘箭’‘宇’‘原’，就是火箭、宇宙飞船、原子弹。” 

　　“我父亲和我说得比较多的是，他们那一代打了很多仗，我们这一代主要是好好学习，建设祖国。我们的名字寄托着爸爸和他那一辈人富国强兵的期望。不但我们兄弟三人走进了部队，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在中科大上了高分子化学系，一个考入了哈军工核物理系，全部都被父母送上了国防科技战线。”

　　早在1953年，在中央研究成立哈军工的会议上，陈毅元帅就跟大家拱手相约：“我建议我们今天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们，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院来！”那时，高干子弟都兴上哈军工，毕业后随时准备上前线，“走毛岸英大哥的道路”。

　　但罗箭并不是一开始就上的哈军工。罗箭1958年中学毕业的时候，中苏关系恶化了，没能到苏联去留学。为了能学习核技术，他去拜见了哈军工的院长陈赓。“他告诉我，哈军工没有原子专业，建议我报考中国科技大学。我后来考上了中科大，物理考了满分，读的是原子能系。”

　　中央决定在1964年10月，即建国15周年时，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当时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要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培养来不及了，哈军工就从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这些高校中调集学完基础课程的大三学生，以此来压缩培养时间。罗箭就这样转到了哈军工学核物理系。“我们这一期毕业生，哈军工核物理系第一期学生，就提前在1963年8月毕业。”

　　罗箭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的第21研究所，参与核试验的理论研究。这个研究所在新疆罗布泊，但因为当时新疆尚不具备开展工作的技术条件，先在北京通州办公。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1964年5月罗箭进了核试验场。他出发前，只跟父母说要到新疆出差。“我没说别的，他们也就没问。结果我一去去了8个月。那时候要求很严的，不准通信，我8个月没给家里写信。”

　　一天，罗箭正在一个“工号”上忙碌着，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喊他，一抬头，看见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人站在面前。旁边的人介绍说，这是张爱萍副总长。“我赶忙敬礼，他却拍着我的肩膀连连说：‘壮了！壮了！’其实我以前并没见过他。”

　　张爱萍问罗箭：“来新疆这么久为什么不告诉父亲？”

　　罗箭说：“您规定的，执行这个任务要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我没有结婚，没有妻子，父母自然也不能告诉了。”

　　其实儿子的动向罗瑞卿当然是知道的。当时中央有个三人领导小组，由周恩来、贺龙和罗瑞卿组成。总指挥是聂荣臻，前线指挥官是张爱萍。罗瑞卿一次在总参研究核试验的会上开玩笑说：“我大儿子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信，不知到哪儿去了。”张爱萍听说了，第一次进场就先去找罗箭，“一个工号一个工号地找我”。

　　在这一次和其后的第二次核试验中，罗箭都获得了三等功。1966年春节后，他本该再赴罗布泊参加第三次核试验，但组织上突然通知，让他下乡搞“四清运动”。

　　当时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所以罗箭并未意识到这个变化有什么弦外之音——父亲被打倒了。

　　大将暮年，壮心不已

　　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紧急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罗瑞卿担任的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军队职务，均被撤销。

　　“林彪他们整我父亲的借口，是说我父亲想当国防部部长。那个时候，我们的价值观都是党需要我们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才最光荣，哪有伸手要官儿的啊？他们那个年代哪有人去争这个？”

　　次年，罗瑞卿从三楼窗户纵身跳下，摔成了脚跟粉碎性骨折。从此，他只能拄着双拐艰难地行走。

　　“父亲出事那时候我不在北京，到山东‘四清’去了。住院的时候不让我们去看，一直到1971年林彪出事后才让我们见父亲。1966年到1972年，六七年没见着父亲。”

　　1973年11月，毛泽东批示，解除对罗瑞卿的监护。12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的与会者时说，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

　　1975年5月，刚过69岁生日的罗瑞卿在福州治腿。他和一些老革命家在一起议论“四人帮”，互相和诗以排解胸中的郁闷。罗瑞卿的诗是这样写的：

　　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难虽多心无瑕。

　　蒋匪屠杀犯众怒，烈士鲜血浇红花。

　　革命一生未虚度，戎马廿年耻矜夸。

　　吾今即令身残老，志在千里岂嗟呀。

　　罗箭说，父亲平时也写诗歌，不过多是打油诗一类的。“据说父亲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至郊外一古庙，庙内有尊卧佛，父亲口出打油诗四句：一觉睡得好，万事皆罢了。我想同你睡，大事没人搞。”

　　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担任了中央军委的顾问。“那时候人出来都是这么个程序：找个机会让你参加个会议，第二天见报，把你列入‘同志’之列，你没解放的时候，点你的名，后面是不加‘同志’的。”

　　每年7月31日，国防部都要举行招待宴会，请各国驻华武官庆祝建军节。“1975年7月31日，我父亲还在福州治病，接到杨成武的一个电话：‘我派飞机把你接回来参加一个活动。’也没讲是什么活动。我也跟着飞机去了福州，把我父亲接回来了。那天晚上参加宴会，第二天《人民日报》就登了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最后一行，不被人注意地登上了‘还有罗瑞卿同志’。这就算出来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父亲坚持不让我们搀扶，他的双腿刚刚能站立，他拄着双拐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地端详着，泣不成声。后来，他只要坐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总要司机减慢车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这不是演戏，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1977年，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军委常委。他虽受腿伤困扰，但工作起来毅力惊人，甚至强迫自己尽量地少喝水，以免上厕所次数多耽误时间。“父亲以72岁高龄坐在轮椅上工作。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不断，来访的客人一批接着一批。他虽身残年迈，却壮心不已，夜以继日勤奋工作。他常说：‘我今年72岁，要当27岁过。’”

　　这个时期，全国开展了著名的真理标准讨论，罗瑞卿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父亲指示《解放军报》，如果刊登错了被打板子，我来承担。他还对报社登的有关稿件亲自过目，反复修改。”

　　但罗瑞卿的腿疾越来越严重。“父亲一度住进301医院，小便都无法自理，我和两个弟弟就轮流在医院陪守。”中央决定他去西德手术治疗。二战之后，西德有大批伤残者，治疗战伤有丰富经验。

　　1978年8月2日，罗瑞卿接受了手术。当天，罗箭等在北京的家人接到我驻德使馆发回的电报，通知他们：罗瑞卿手术成功，已苏醒。他们都非常高兴。

　　但很快，他们又都被叫回家中。这一次，他们被告知：罗瑞卿因心肌梗死不幸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