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大楼。

　　2010年12月29日，中国首次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此前中国从未如此高调清晰地对外宣示中国反腐败的思路和立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秘书长吴玉良向媒体坦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很关注，但由于宣传不够，不少人士对情况不够了解，有的还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

　　在白皮书发表的前一天，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纪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1年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此举说明中国反腐败不是走过场，而是一场持续的斗争。”长期研究反腐败的学者杜治洲如是说。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反腐败研究学者林吉吉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网络反腐已成为公民实现参政权的重要形式，权利反腐是今后反腐败的一种趋势。

　　杜治洲2010年承担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监督”重大课题，他指出，随着网络监督的发展，中国的反腐模式在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后，权利反腐成为亮点。

　　首肯网络监督

　　共39页的白皮书总结了中国政府自成立以来，开展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成果。

　　据白皮书统计，2003年至2009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在惩治受贿犯罪的同时，中国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加大惩治和预防行贿犯罪力度。2009年，对3194名行贿人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

　　对于中国近几年的反腐败成就，白皮书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数据结果显示，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

　　新华社转述报道称：2010年10月26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了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其中，中国名列第78名，比2009年上升了一位。

　　“近几年民众通过网络揭发腐败，最终相关人员受到查处的例子越来越多，直接参与打击腐败的互动让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满足。”杜治洲说。

　　白皮书首次肯定网络监督的作用：中国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加强监督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加强反腐倡廉舆情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

　　同时，白皮书评价“网络监督”是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

　　早在2009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更新举报网站网址的当日，该网站因点击率过高一度陷入瘫痪，公众与政府协同反腐的热情，可见一斑。

　　据知情人透露，中纪委监察部已将“网络监督”列为党风廉政理论研究专项基金项目，把网络监督的反腐功能、现状及对策研究列为重大课题。

　　权利反腐成亮点

　　最早提出制度反腐模式的学者、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表示，网络集合公众意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是典型的“权利反腐”。这种民间的“权利反腐”与体制内的“权力反腐”将共同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的完整体系。

　　自2008年被称为“网络反腐年”以来，从“天价烟”“贫困县女检察长开名车”到“局长日记”等众多由网民曝光的社会事件层出不穷，网民通过网络实现了自己的监督权利。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分析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时，发现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

　　2009年9月18日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网络舆情分析，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

　　同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将“网络反腐”一词收录其中，这是网络监督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中央高层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

　　专家认为从网络社会出发，积极培育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是未来中国反腐败的大趋势。

　　中央借助人民群众强有力的支持与合作，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不断深化反腐败体制改革。更多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局限于体制内的制度建设，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大限度地遏制腐败。

　　杜治洲进一步分析认为，传统的反腐手段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只有相关部门掌握相关信息，处理的形式和进度只有当事人清楚，查处过程中一旦遇到干扰和阻力，最后往往不了了之。而数量庞大的网民群体可以搜集到腐败分子较多的腐败证据，且传播迅速，一旦证据被曝光，网民会不断进行转载，产生极强的放大效应，短时间内便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虚拟而有现实力量的‘压力集团’。”杜治洲表示，网络上的热议会给相关部门以较大的压力，推动查办案件工作的进度，提高腐败行为被调查的概率和查处的速度，也增强了对事件查处的透明度。

　　200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一个月内两次就充分利用网络作出指示：强调要高度重视网络举报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要加强反腐倡廉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及时了解把握情况，准确判断舆情发展趋势，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这反映出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开始以权利制约腐败，希望通过外部监督促进内部监督。”杜治洲通过个人研究发现，公民监督权以前被认为是写在纸上的权利，但是网络的兴起，为公民监督权的行使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平台。

　　对于权利反腐的原理，理论法学博士生导师林吉吉从法理学角度进行了分析：在法理上，很早就有关于“权力监督权力”“权利监督权力”的说法，“网络反腐”借助网络平台扩大了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它因表达或举报渠道的不通畅而存在。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体制已基本实现市场化，而政治体制、特别是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

　　在解释腐败问题时，该白皮书称，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李永忠认为，权利反腐已成弦上之箭。

　　重构权力配置

　　首份白皮书的另一大亮点是将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作为专门的一个章节进行了详细介绍。

　　白皮书将当下中国的反腐分为七大形式，分别是共产党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

　　“反腐需要权力机构的有效监督，也需要公民有效的参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反腐败总体框架下，反腐的各种力量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

　　反腐七大形式基本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从数量上说可以算是全民反腐，但从技术上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白皮书称，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防治腐败，在政府采购方面，实行以公开招标为主要方式的采购运行机制，2002年至2009年累计节约财政资金3000多亿元。

　　但在2010年收官之际，从辽宁抚顺市财政局采购苹果iTouch4当U盘，到黑龙江省公安厅电脑采购清单中出现4.1万元超高配置笔记本电脑，再到乌鲁木齐一法院采购豪华电动按摩椅等等，各地频频曝出的“豪华”政府采购事件再次反映出权力缺乏强有力的制衡。

　　任建明认为，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央这些年在微观和中观层面做了很多工作，“为什么效果都大打折扣呢？在我看来，根子还在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

　　把“权力之虎”关进“权利之笼”，李永忠认为，“权利时代”的进程快慢与权力结构的改进完善程度成正比。在广大群众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和复苏的新世纪新阶段，必须加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领导制度的核心，就是改革权力结构，就是在权力问题上正本清源。”

　　2010年11月18日，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是规范权力行使、强化权力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林吉吉认为，只有监督权力运行，重构权力配置和制约，才是治理腐败的良方。

　　任建明表示赞同，他认为权力监督需要顶层设计，合理分解和制约权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正如白皮书所言：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记者 王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