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国的医疗输液一共是104亿瓶，相当于13亿中国人平均每个人输液8瓶，这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公布的一个数据。1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这种情况确实要通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其他医改措施来加以改善”。八瓶输液量对于百姓的健康意味着什么？输液为何输出高水平？CCTV2《今日观察》播出《聚焦年人均输液8瓶：警惕用药过度》，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王小丫和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刘戈共同评论。
2009年我国人均输液约8瓶，输液输出高水平，到底什么原因所致？您有没有被8瓶？
刘戈：小病输液不但是种浪费 而且有危害
(《今日观察》评论员)
以前我们输液要躺在病房里输液，现在只要有一把椅子就行，这样也导致很多人得感冒就去输液的频率大大增高了。我们是一个吊瓶大国，它不但是一个浪费，而且它有危害。每一个医生在进入医学院的那一天，他的老师一定会告诉他，给病人开药的首选是口服药，然后是肌肉注射，静脉注射是最后的给药方。我国人民出版社的《药剂学》里对颈脉注射的定义是：药效最快，常做急救补充体液和供营养之用。所以，感冒这种小病用输液，就相当于大炮打蚊子。
马光远：输液浪费情况不仅存在于我国 全球都面临输液浪费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今年感冒贡献了3瓶，但还没有达到人均的数量，8瓶这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来看一下数字的增长：2003年30亿瓶，2004年50亿瓶，2007年变成70亿瓶，到2009年变成104亿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超过100亿瓶的吊瓶大国。在这个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门诊看病进行的输液，在美国等一些国家门诊是不能输液的，只能开些普通的药，得了感冒，医生一般也不建议输液，但我们现在输液成了一个潮流，一进医院和急诊大厅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输液的。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有数据表明，在全球的输液情况里70%以上是不必要的。这不仅意味着输液在我国有浪费的情况，也意味着全球都面临着一个浪费。
李玲：“被8瓶”的背后是以药养医的体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这个情况是绝对不正常的，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大部分患者进医院，其实是不需要输液的，我们现在基本上一个感冒，就开始输液，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医院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从药品的收入里面来获得，医院的收入，医生的收入的50%要从药品里面获得，所以开大处方、输液冲突，实际上它的背后就是以药养医的体制。
刘戈：过度输液产生过度医疗 过度医疗产生的原因是以药养医
(《今日观察》评论员)
过度输液产生过度医疗，过度医疗产生的原因就是以药养医。现在医院很多医生的劳务是定价的，这就存在一个利益问题，在所有的治疗过程当中，静脉注射是一种非常高成本的一个医疗过程，无论从设备，还是从药剂生产时的要求都是高价的。例如一支青霉素，进行肌肉注射只需几块钱，但如果进行输液则要几十块至上百块，这个差价就有近10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医生和医院就会选择输液，因为以药养医，医院在其他方面得不到更多的收入，只好通过过多的医疗，过多的输液来完成这样一个收入。
马光远：95%的中国人不知道输液会产生危害和不良反应
(《今日观察》评论员)
据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对于输液的危害和不良反应，有95%的中国人是不知道的，这说明常识不是常识。大家为什么急着输液，除了利益因素以外，就是吃药、打针、输液这三者之间对医院来讲，收益最大化的唯一选择就是输液。第二，大家已经形成选择输液是一个最好方式的观念，没人意识到这本身对我们造成了危害。因为输液是直接进入血液系统的，如果灭菌不好，带有其他一些颗粒的话，这些危害就会直接进入血液系统，直接发生破坏作用。
患者：高输液量的背后是患者常识的片面性
(患者)
一般感冒发烧后，我会选择输液，输液快一点。不影响工作，见效快一点。吃药可能几十块钱，应该就差不多好了，但是吃药用的时间更长一些。想赶快好，就打个吊瓶。
高燕：不要轻易输液是公认的原则
(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
能口服，就不要去输液，这是一个公认的原则，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是大家一个认识的误区。输液反应的出现其实很常见，病人轻的可以只是一些皮疹，注射局部的疼痛等等，重的话可以出现过敏性的休克，甚至经常还能有一些死亡的病例报道。
李伟伟：“被8瓶”的背后是利益的链接
(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
可能因为某方面的利益关系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输液会增多一些。
刘戈：输液在某些时候是医患之间的共识
(《今日观察》评论员)
以前输液是一种待遇，是一种福利，你只有认识医生或者有某种关系才能输液，一般就通过肌肉注射解决。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大家怕耽误挣钱，需要在最快的时间里把这个病给解决掉，那么到最后，你愿打我愿挨，最后就达成这样一种共识：输液。
马光远：正常的养病过程才能恢复体能
(《今日观察》评论员)
输液就是一种短且快的模式，单快了未必等于好。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抗生素，我们是138克，美国是13克，差10倍多，这的确让人触目惊心。我们原先是打针打大的一代，现在是吊瓶吊大的一代。我们现在成为一个注射大国，的确应该引起我们很多的反思，除了后面的利益，除了我们的意识，除了我们的宣传以外，还是更应该认识到养病过程就应该慢一点，这样整个体能才能恢复，这也是常识，现在大家都在违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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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要切实把药品费用负担降下来
(卫生部部长)
切实把药品费用负担降下来，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基本药物政策的实惠。
刘戈：临床路径规范化治疗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度输液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们不能用输液的思路来解决输液，就是不能太求快。现在卫生部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有助于这项问题的解决，就是临床路径规范化治疗，把治病标准化。因为其实大部分的病是差不多的，是一种常见病，现在都是走同样的路径，检查、用药、会诊、手术以及术后恢复都有一套完整的路径，医生必须要按照这个路径走，医生用药只能在这里面选择，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度输液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医生的收入谁来解决？所以公立医院改革的任务还是很重。
马光远：要重构机制以及加强监管
(《今日观察》评论员)
医改是一个利益很好的切分板，医院本身要赚钱，不能靠卖药，应该让把医生的收入提高，体现其技术含量。在美国要开一瓶抗生素药比买一只枪难，我国为什么这么容易？是因为有利益存在，如果医院医生的收入上不去，就只能靠卖药。我们曾经关注过天价双黄连的产生，也曾评价过宁波人民医院的高额回扣，这都说明在利益机制上需要重构，需要通过公立医院奠定医生本身的技术价值和含量。
再一个，关于标准化程序问题，在美国，一般医生是不能输液的，他没有这个权力。在我国，医院的一个普通医生能否随意开抗生药、开处方输液，这也应该成为标准化的一部分。例如发烧38度以上可以打针，38度以下就只能吃药，这也是一种标准化。前段时间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河北儿童医院的院长胡皓夫在行医的20几年来就给一个孩子过打针，从来没有输过液，首先他体现了一种医德，再一个体现了没有过渡医疗。要使这样的人不断涌现，第一是利益机制要重构，第二要加强监管，标准化的行医的医程是很必要的。
熊先军：要从各个方面入手来解决“被8瓶”的现状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第一，要形成竞争性的医疗服务市场；第二，医生的职业制度要从现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变成自由职业制；第三，对目前事业单位的工资要进行改革，真正能够体现医生绩效的工作制度；第四，要建立新的医疗保险与医生们之间的支付制度体现医生的技术劳务价值，而不是体现他们用多少药，能够获得收益。
刘戈：要把输液的数量降为国际上通行的标准
(《今日观察》评论员)
最后，我要强调“被8瓶”不全是由医院和医生造成的，这种现状确实有现有的制度的原因，同时，大家也都要普及医学知识，这样，大家能够把输液的数量降到3瓶、4瓶，这是国际上通行的标准。
马光远：“被8瓶”更多的是一个社会问题
(《今日观察》评论员)
“被8瓶”不是一个医疗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地去努力，宣传层面的，改革层面的，包括大家心理调整的层面。其实常识就是那几句话：能不吃药的，别吃药；能吃药的，就别打针；能打针的，就别输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