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洪站在自己的房门前。 郭静 摄

　　一个人的麻风村

　　本报记者 郭静

　　麻风村，这些曾经让人闻“风”丧胆、避之不及的村落，正在逐渐消逝。 随着社会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大麻风”时代已经永远翻过了历史的一页，麻风村也早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麻风村，1月18日，记者走进寿光市。

　　50多年，从180多人到1个人

　　从寿光市区往北20多里，在大片的农田和蔬菜大棚中间，穿过一条往西的崎岖不平的土路，有一个废弃的皮防站，站上有一排平房，这是寿光市现存的麻风村。 76岁的朱万洪正准备烧水做饭，锅里下了一把大米，蒸笼里放了一个馒头和两个鸡蛋，这是他的晚餐。“一个人的饭好做，好歹凑合着吧。”他声音响亮地告诉记者。 在十天前，他的同伴王永福因病去世后，他成了这个麻风村里唯一的村民。 “老王在时，瘫痪了，不能动，都是我照顾他，给他买吃的买喝的，”朱万洪擦了擦眼角流下的泪水，王永福比他大两三岁，两个人在村里一起住了四十多年。近几年来，一直是两人相依为命，“他走了，这就光剩下我了。” 朱万洪毫不避讳自己是个麻风病康复者，他20岁那年参军，入伍第二年患上病，双腿和双手麻木，后来诊断为麻风病。1959年8月，他成了寿光市麻风村的第一批患者。 “村里病人最多时有180多个，后来有些人治好后回家了，有些人老了，得病死了，人越来越少，等我也没了，这地方就空了。”朱万洪说。

　　现在，他是自己的“村长”

　　40多年前，这里曾是个神秘而令人恐怖的地方。没人敢走近这里，经过这里的人要绕道很远，附近的田地没人敢种，地里生长的粮食都没人敢要。 “大麻风，用汽蒸”。寿光市皮肤病防治站站长闫维国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麻风病曾是令社会高度恐惧备受歧视的传染病，一人得病全家不能见人。 朱万洪对此记忆犹新，“1972年，我的病治好了，拿到了麻风病治愈证，但是出去的时候还有人朝我吐唾沫，扔土坷垃。”还有人说麻风病走过的路都会传染，“可是我得这病40多年了，还没见谁被传染上。” 但在当时那个谈“麻”色变的时代，朱万洪很自卑。由于麻风病留下的眼睑外翻后遗症，每次出门时都要戴上眼镜遮盖。因为他腿脚残疾不严重，人又勤快，大家就选他当“村长”，其实也没什么特权，就是给大家跑跑腿，到皮防站拿药，进城赶集卖点粮，买回点蔬菜和日用品。 “当时觉得大家离不开我，挺有用的。现在我只给自己当村长了，一个人的村长。”他叹息道。

　　麻风村里走出女大学生

　　在这个看似与世隔绝的非行政单位的“村里”，同样发生着温情的故事。 闫维国说，朱万洪20多年前跟村里一位女性康复者相爱并结婚了，后来还收养了一个弃婴。两个人在当地皮防站和村民的帮助下，把孩子拉扯成人，如今这个女孩已经在一所大学读书。 朱万洪的房间里挂着养女的照片，女儿的房间在隔壁，马上要放寒假了，他提前给她买好了炉子，准备了煤炭，怕她冻着。自老伴五年前去世后，女儿是他现在唯一的念想。 一个人的生活在他看来并非寂寞难耐。白天吃过饭，他就出去溜达，或者坐2路车到市里去玩。“现在人都习惯了，也不怕了，我有几个老哥们，有时一起喝酒，”他指着锅台上面的两瓶老白干，“有时候他们也到我这里来喝酒。” 他不担心以后的生活，寿光市皮防站每个月给他150元补助。另外还帮他办了残疾军人证，每年有4000多元的补助金。 年轻些的时候他出去打工、种地，跟普通人一样过日子。现在老了，他把一亩多地包了出去，每年收600元的租金。“40多年了，我习惯了，能埋怨个啥？谁让你得上这个病呢？不管在哪里，能活着就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