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3日，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时隔十个月后的现场，厂区外黑色防渗漏的塑料布下被“封存”的土地。

　　土壤毒祸

　　因矿产资源滥挖滥采造成的农田重金属污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中国经济周刊》实习记者 李妍|北京报道

　　阿月是一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姑娘，来自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某村，刚上大一的她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她说：“我能来北京上学，是很幸运的。”

　　谈及家乡，阿月情绪复杂。

　　云南个旧被称作“锡都”，占地1587平方公里，人口45.33万，锡的保有储量为90多万吨，占全国锡储量的三分之一，全球锡储量的六分之一。

　　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与锡紧密相关。

　　阿月的爷爷曾在锡矿工作30多年，阿月的爸爸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锡艺工匠，阿月的哥哥在做锡工艺品进出口生意，阿月抚摸着陪伴她18年的小锡镯，它已经紧紧卡在阿月瘦削的手腕上。

　　锡，让这片土地变得热闹异常，随处可挖的锡矿让附近村民迅速富裕起来，出嫁的女儿身上，都会缀满沉甸甸的锡饰。当地人认为，锡是神灵赐予他们的珍宝。

　　但与锡相生相伴的，是砷，其化合物是砒霜的主要成分。

　　根据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公开论文资料显示，在我国，砷作为锡的伴生矿由于利用价值不高，70%以上都成了被废弃的尾矿。截至2008年，我国至少有116.7万吨的砷被遗留在环境中，这就相当于百万吨的砒霜被散落在旷野中，任雨水冲刷，注入河流，渗进土壤……

　　于是，这片因锡而富裕的土地也在因砷而痛苦。

　　阿月的爷爷死于砷中毒引发的肺癌。阿月的三个伯伯也是老矿工，因同样的病症已先后去世，阿月的爸爸后来离开了锡矿，可是已经染上了严重的砷中毒，连劈柴的力气都没有，好在后来学了点手艺活，以维持生计。

　　从此，阿月的家乡被称为“癌症村”。这里的癌症病发率一度高达2%，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100倍，平均寿命不足50岁。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面开展了整顿和治理工作，所有锡矿工人都要戴上防毒面具下井。但是，已经被污染的土地和地下水难以修复，沉重的历史并没有过去，受害的也不只是父辈。

　　阿月的哥哥视力很差，太阳下山了就看不清东西；阿月的姐姐身上有淡淡的毒斑，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瘦弱无力，经常生病……

　　阿月的家里原来有十二亩地，种烟叶和柿子树，每年能有上万元的收入。“烟叶早就没了，谁敢抽‘砒霜烟’啊？柿子树上结的柿子都黄澄澄的，拨开了核儿都是黑的。妈妈原来最爱吃柿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吃柿子了。”

　　这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已经无法耕作，农民们没了生路，水和菜都要到几百里外的镇上买，入不敷出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背井离乡。

　　记者问阿月，毕业了会回家乡工作吗？阿月沉默了很久，小声说：“我也不知道。”

　　痛苦

　　类似的案例不只是出现在云南个旧。

　　2001年，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突如其来的天灾摧毁了家园，可是，更大的痛苦却在洪水之后。

　　洪水冲垮了上游废弃的尾砂坝，导致下游万余亩农田有害元素最高超标246倍，农作物基本绝收，临近的刁江100多公里河段鱼虾绝迹，沿河地区全部污染。直到2004年，仍有60%的农田寸草不生，成为荒漠，刁江下游的河池市长老乡多年来报名应征入伍的青年，竟没有一个能通过体检关。

　　曾有调研专家估算，“毒水”将经刁江进入珠江水系，整个珠三角都将因此遇难，污染会很快蔓延至百万亩土地，影响过亿人口，修复年限超过百年。

　　除了云南、广西，还有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都已经形成了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

　　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同样，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掩盖

　　曾有一位从事土地污染研究多年的科学家告诉了记者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就在前几年，这位科学家受邀到某地检测土地重金属污染情况，实验结果出来后，科学家大为震惊，因为这块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污染情况已经严重到令人咂舌！科学家亲自将监测报告递交给当地的一位高级官员，这位官员在沉思良久后说道：“这个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我们也一直很重视，但是，我们目前无力治理，所以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看过这份报告。”

　　记者通过多方搜集，找到了权威机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尚未在社会上公开披露。

　　根据论文资料显示，广东连南、广西南丹、湖南常宁、湖南常德、湖南郴州等地都存在着大量砷渣废弃，导致矿区周围农作物含砷量超过国家标准几百倍的情况。

　　湘江，全长856公里，流域面积9.46万平方公里。这条灌溉了半个湖南的“母亲河”如今却因为接纳了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水中的砷、镉、铅的总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0%以上。

　　课题研究组还做了农作物重金属含量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从衡阳到长沙段的湘江中下游沿岸，蔬菜中的砷、镉、镍、铅含量与国家《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比较，超标率分别为95.8%、68.8%、10.4%和95.8%。而这些“超标农作物”不仅被当地农户每天食用，还被运送到更多的乡镇和城市……

　　论文中还提及，水田土壤中的砷、锌的含量还要高于菜地。据科研专家介绍，由于水对重金属的吸附能力更强，水稻等水田农作物的重金属含量会更高。

　　2008年，湘江中下游农田土壤和蔬菜重金属污染调查实验结果全部出炉，但是仅作为科研成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并未能在社会上公开以得到足够的重视。

　　据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消息，2010年，国家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重要工程立项，并于6月投资4.6亿元建设基础设施，9月获得国家环保部专项治理资金的支持，“湘江再见清水指日可待”。

　　但据科研学者介绍，按照调查论文中所提及的污染区域计算，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至少需要百亿投资和十年以上的恢复周期。

　　那么，这些“污染重灾区”的粮食是否流入市场，严重影响粮食安全呢？

　　2010年11月，记者致电湖南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接线人员称，粮食重金属含量检测对设备和技术人员的要求都极高，目前国内能做出权威检测的机构很少，他们目前还没有相关检测项目，因此不能表态。

　　今年2月16日，记者再次致电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站，该站负责人员称，从仪器设备和技术水平上而言该站可以做粮食重金属含量的相关检测，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做过湖南任何地区的粮食重金属含量的检测，所以没有数据。”

　　凶手

　　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究竟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曾对矿业市场做过多年深度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实行的是“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政策。

　　“其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拥有中小矿产资源开发的审批权，‘一哄而上’全民办矿的局面就此形成。” 罗仲伟认为，正是因为采矿权的混乱导致了我国矿业多年来一直存在着集中度不足，开采工艺落后、统筹规划欠缺的“三大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