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社会管理创新 着力破解四大难题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社会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创新任务千头万绪。来自基层的实践表明，社会管理重点在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创新，在管理难度最大的地方创新。相关专家认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正着力破解的是四大难题。

　　难题一：社会矛盾日益复杂 正确调处考验智慧

　　江苏睢宁县曾是一个矛盾丛生的落后县，这里的百姓戏称“人民来信是特产”。而短短两年间，睢宁却从信访重点管理县转变为信访管理先进县，群众满意度大大提升。

　　在睢宁，领导干部的手机和政府网站已成为百姓表达诉求、维护利益的最便捷、最有效通道。两年多来，睢宁政府部门共梳理汇总求助类网帖2100余个，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共收到短信31000多条，回复率98％，问题办结率90％。这个县规定，领导干部对百姓诉求推诿扯皮，就地免职。

　　矛盾凸显，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用30多年时间实现的快速发展，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时间走完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在我国相对短得多的时间里集中表现出来。

　　动态调处社会矛盾，既是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之一，也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正视这些矛盾，想办法、解难题、促和谐。

　　“完善诉求表达机制是当务之急。”曾担任江苏省信访局局长的社会矛盾调解专家王庆元说，“表达权”作为公民民主权利之一，四年前就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但一些地方至今在遇到社会矛盾时仍习惯被动应对。

　　不怕有矛盾，重要的是建立百姓和党委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近些年来，全国启动了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等大接访活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受到群众称赞。

　　“但重要的是，还是要建立起一套让干部能够真正扑下身子到群众中去解决矛盾的长效机制。”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力认为。

　　社会管理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管理理念的变化决定着矛盾化解的质量。在一些社会管理领域，目前正经历着从“被动式管理”向“主动式服务”、从“单向约束”向“互动管理”的转变。尽管离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距离，但转变和改进的趋势不可逆转、日益明确。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认为，我国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指出，调处社会矛盾不仅要在技术层面完善和创新，更需要价值层面的丰富和彰显，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化解矛盾。

　　难题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 科学协调体现能力

　　近年来，拆迁问题广受关注，暴力强拆时有耳闻，似乎拆与被拆双方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几年前广州猎德村的拆迁却给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

　　2007年，为修建广州亚运会场馆，当地政府对猎德村进行拆迁，涉及3000多户村民、60多万平方米住宅。虽然是亚运会的“倒计时工程”，但政府没有蛮干，而是提出了让村民得实惠的一套方案，在各个环节都坚持公开透明公正，让村民作为主体介入拆迁过程，确保所有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最终，猎德村实现了“和谐拆迁”。村民李伟时说：“我们从‘拆迁户’变成了‘拆迁富’。”

　　当前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绝大多数都可以溯源到利益关系。无论拆迁、征地、国企改制、民企劳资纠纷，各种原因引发的问题都是如此。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分析，通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也时有发生。如何科学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一大课题。

　　多位专家认为，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的核心，是让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进行利益对话时，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在浙江台州、温州地区，由行业工会代表工人与行业协会进行的工资谈判已经摸索很多年。温岭市总工会组建了羊毛衫业、泵业、帽业等行业工会，由工会出面，与行业协会谈判，签订行业工价标准协议书，其效力相当于劳动合同。工资协商机制一般每隔半年启动一次，根据行业的发展变化修订工价。这样的做法改变了工人单独面对企业主时势单力孤的局面，有效维护了普通工人的权益，也保证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

　　理性看待利益矛盾，这是一个社会发展中正常存在的现象。“大众”与“小众”的利益协调，是社会发展的常态。

　　垃圾围城，威胁大众健康生活，但兴建垃圾处理厂，往往遭遇周边居民反对。交通拥堵，公众呼吁兴建道路，但人们不愿意马路修在自己的窗户边、家门前。此类问题考验着政府社会管理的智慧，而健全的制度成为协调利益的关键。

　　孙立平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

　　难题三：服务意识关系宗旨 关键在于尊重群众

　　记者在陕北洛川县听到过一个地方政府“好心办坏事”的案例。

　　苹果是当地农民的主产业。2009年，为了完成苹果产业升级，洛川提出果园“减密度”，准备对全县5万亩果园实施“间伐”。这本是一件促进果业科学发展的好事，但一些乡镇在具体操作时，领导带队强行推广间伐，不顾果农阻拦，砍掉了正处于盛果期的果树，使果农遭受巨大损失。这种落后的行政强制手段，被果农怒称为“破坏性的形式主义”。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管理是服务的手段，服务是管理的最高境界。“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应该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但近年来，一些干部重管理、轻服务，缺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

　　服务，就要转变态度。当过15年村支书的陕西省澄城县雷家洼乡柏门村监委会主任杨怀运说：“干部与农民打交道时，不要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干部，多从农民的角度想问题，用农民能够接受的方法做事情，这样工作起来才能事半功倍。”

　　服务，就要沉入基层。一些地方干群关系不太好，主要是干部和群众有隔阂。如果干部都浮在机关里，隔阂怎么消除？记者在各地采访时听到，百姓对一些领导干部批评最多的，不是业绩不突出，而是作风不扎实。有群众说，以前要求干部要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这个优良传统被一些人淡忘了。

　　服务，就要多办实事。今年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部分中央部委礼堂食堂开始向社区居民开放，此举得到了广泛赞扬。经常去国家发改委食堂就餐的月坛街道居民陈月告诉记者：“这件事不大，却很实在。就是这样一件件实事，可以改变政府部门的形象，可以拉近干部和群众的距离。”

　　难题四：大家事情大家来办 形成合力事关全局

　　几天前，记者在浙江温岭旁听新河镇审议政府预算的人民代表大会。一位代表针对一项要求增加预算、更新全镇垃圾桶的建议感慨道：“政府买个垃圾桶都要管，怎么管得过来？”

　　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一切都在建设当中，一切都在发展当中，一切都在探索当中，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教育，大到房价，小到肉价，需要政府管的事很多。

　　“现在的困难是，旧的管理方式渐渐解体，但新的管理模式还不健全。”浙江省发展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

　　温岭市从2005年开始探索“参与式预算”，就是扩大群众参与度，多种社会力量与政府形成社会管理合力的一项管理创新。

　　“群众力量和政府力量形成了合力。”新河镇党委书记朱宝卿说，群众参与政府预算5年来，过去负债累累的新河镇，财政赤字从5800万元削减到现在的1000多万元。

　　“过去全能型政府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政府运转成本居高不下，社会自治能力低下。”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说，“但社会自治能力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发育和培养。”

　　（“新华视点”记者李柯勇、钟玉明、郭奔胜、储国强、章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