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长耿彦波

　　2011年春，履职大同市长仅三年的耿彦波，遭遇了仕途生涯最严重的危机。

　　1月5日，因为大同179宗违法违规土地，耿被国土督察局约谈；3月3日，又因大同在山西省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一般”，耿再度接受山西省委的诫勉谈话。接连两次约谈，把这位“城建狂人”推到风口浪尖上。现在，大同的城市转型正值关键时刻，耿彦波本人却因土地违规和政绩考评两度被约谈，大同人不能不担心，一旦他中途离职，给大同留下大量半拉子工程，将如何收场？

　　土地违规

　　90%是国家重点工程

　　记者：三年来，你在大同做了不少事，也挨了不少骂。最近国土资源部就大同土地违规问题和你约谈，是什么情况？

　　耿彦波：我在国土资源部约谈时作了深刻检讨。不过，大同的违法用地90%以上是国家重点工程，没有一宗违规是和开发商有关的。当时我建议以后别让基层同志们为难，一方面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另一方面还要承担问责压力。

　　记者：你觉得委屈吗？

　　耿彦波：客观情况就是那样。只要是国家定了的事，地方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加快推进。但是，出了问题，你当这个市长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大同被国土资源部门约谈，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大同这么落后，国家应该支持，怎么能说是违法呢？另一种反应是：市长带头违法，让老百姓怎么办？

　　记者：问责结果怎样？

　　耿彦波：国土资源部约谈我，就是告诉和提醒我这个有问题。问责是住建部的事，住建部了解情况后认为大同不应该被问责，都是国家重点工程，尽管有违规，但没有构成责任追究的问题。约谈本身没有问题。随后媒体的报

　　道出了点问题，省国土厅的厅长给我打来电话说对这个事情没有把握好。我笑了笑说，没有必要道歉，以后在大同土地政策方面多给一点支持，多宽松一点。

　　记者：这时候，你还拿这个和上级谈条件？

　　耿彦波：也不是谈条件，希望他们多给一点支持。这场风波对我基本没有影响，组织上也没有问责。可能在官场中、社会中有一些影响，大家劝我不能再这么干了，要注意保护自己。

　　我没背包袱

　　记者：山西省这次干部目标责任年度考核，大同成绩“一般”，被省委要求限期整改，你本人也再次被约谈，你怎么看这次考核和评议？

　　耿彦波：为什么成绩“一般”呢？扣分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去年集宁一批游客在大同旅游，因为车速太快翻车了，造成14人死亡，这个重大事故算在大同头上，扣了6分；另一条是发生在2003年的腐败案，去年结案了，也算在我们头上，扣了10分。就这样拉了大同后腿。

　　记者：最近山西省对官员进行整风，在官场震动很大，感觉在山西做官似乎越来越难。你怎么理解“晋官难当”？

　　耿彦波：在这个各种矛盾交织的时代，做官肯定是比较难的。做一个合格的地方官员，应该努力去适应这个时代。毕竟，我们是处于一个做事的时代。就我个人来说，既然在地方做官，就要有担当。在市长这个位置上，好坏都是你。说你好要承担，说你不好也要承担。不能做得不错就很得意，有问题了就耍情绪。

　　记者：接连两次约谈，你现在处境还好吗？

　　耿彦波：我没有背包袱。我的着眼点不在患得患失上，没有把自己的升迁看得多么重要，我始终没有想过做了多少年事，就应该做多大的官。

　　做官，还是做事

　　记者：有媒体称你为“争议人物”、“另类官员”，你怎么看？

　　耿彦波：“争议人物”在中国人词典里是带有贬义的。其实做一个有争议的官员，我是很不情愿的。我的个性一点也不另类。我只是有一条，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只要是认定的事就义无反顾。

　　记者：在媒体的眼中，你的另类来自于你的坚持。而大多数地方官员碰到阻力时，都会选择知难而退或者转向。

　　耿彦波：这里涉及到一个做官还是做事的追求问题。我常讲，做官有限制，事业无止境。市长只

　　有一个，我经常拷问自己，在市长这个位置上，你是不是做得最好的。但太专注于做事的时候，难免有不同的声音，难免要得罪人，难免有人要告状。这些事多了，可能影响你做官，领导就会说这个干部诚实不诚实，这个地方怎么会发生这么多的问题，有这么大的争议。

　　从官场的定律来讲，多说话难免说错话，多做事难免做错事，做太多事就是给自己找压力。所以可能在某一个时间，做官和做事相矛盾，做的事情越多，可能对你的仕途越有影响。这时候，你是选择做官还是选择做事？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做的事情多了，可能组织就会给你更大的平台，让你做更多的事。但在目前这个机制下，有时候你做事情不被理解，甚至会产生误解，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就看你对人生的追求，看你能不能沉住气。

　　记者：做官多年，你有什么困惑和遗憾？

　　耿彦波：肯定有很多的困惑，但这两个问题，要到我退休以后写回忆录时再说。在中国做事情，你跑得稍微快一点，可能就有违规的风险，其实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带有违规的成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历史会证明我今天做的是正确的。决定一件事情正确与否，时间是最伟大的评判师。综合

　　[新闻背景]

　　2008年2月，在太原做副市长的耿彦波调任大同市长。面对大同老城，他想拾起这座北魏古都的文化内核，重塑城市形象。

　　耿彦波以他特有的强悍作风，很快就把大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由于安置房不到位，拆迁户每月只有200元租房补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居无定所，陷入租房、搬家、拆迁的混乱中。

　　拆迁矛盾迅速激化，给耿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高达500亿元的城建投资，耿的解决之道是：贷款100亿元，政府自筹100亿元，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资金50亿元，另外250亿元则来源于“经营城市”。

　　为此，他把规划、土地、房管、城建四部门的工作都抓到自己手里，同时要求所有的土地都归拢到土地储备中心。

　　在耿的强势运作下，土地储备中心很快就收储了8000亩土地。这些土地收入足以填补250亿元的资金空缺，但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大同市区房价从三年前的2000多元/平方米，一路飙升到均价4000元/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