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放射源都有一个金属的外壳,体积也不是很大,在正常的情况下,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金属物或者铅罐,人们很容易将这些东西当作废铁捡去,很多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如果不是因为日本核危机,山西省忻州市张芳的故事也许不会再被提起。
一个装有钴-60的金属圆柱,彻底改变了她和家人的人生轨迹。如今,“放射病”已经萦绕了她20年。而更为让人担忧的是,改变张芳命运的这种金属圆柱,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以我们不熟悉的面目无声无息地存在着。
放射源毁掉一个家庭
张芳至今还记得自己命运转折的那一天:1992年11月19日,张芳的爱人张有昌来到忻州环境监测站建筑工地,正要干活时,看到一个金属圆柱体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他捡起来,随手装进外套的右边口袋。
这个像是日光灯启辉器的金属体实际上装有钴-60放射源。张有昌毫不知情,他将这个金属揣在身上3个小时后身体出现了症状:恶心、肚子疼,不断呕吐……二哥张有双在医院陪护张有昌四天后也病倒了,脸颊和腮腺出现和弟弟一样的可怕紫色。医院恐慌,将二人隔离在传染病房,但无法确诊。
张有昌的父亲和岳父张丑寅分别背着张有昌兄弟俩,去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们经过讨论,提出放射病的可能性。但山西卫生厅断然否决,理由是忻州没有放射源事故的记录。太原的医院未能查明病因,兄弟俩被带回家。
12月3日,经过了长达14天的折磨,张有昌告别人世。第二天,张有双洗脸时惊恐地发现自己掉下一大束头发,紧接着,黑便、高热等症状在他身上重演。三天后,张有双离世。他们的父亲张明亮同样一病不起。没过两天,呼吸极度困难的他也闭上了眼睛。
张芳的三个亲人10天之内相续死亡,且症状相同,这让当地陷入恐慌。12月16日,张芳也开始掉头发,到医院检查发现白血球减少。
“我的女儿死也要死个明白。”张丑寅当晚带着女儿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在北京的医院,他们被确诊为放射病。
张丑寅对这段往事不堪回首,同为辐射受照者,他自己的身体也渐渐垮下去,早早地牙齿脱落,腰酸背疼。如果当时他背的是张有昌,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张芳因为当时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没照顾张有昌多久便回家休息,这使她躲过一劫,终于保住性命,虽然此后的日子里,她已然活在放射病的阴影下。
更让她感到揪心的是她的女儿张京生,由于在她体内已受到辐射,出生时,张京生只有四斤重,头发稀疏,吃奶时吸吮力也弱。现在,18的张京生智商与儿童相仿,低于99.9%的人群,上完初中后便在家休息,找不到工作。
这个家庭悲惨的故事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收录,这也是中国第一起确诊的子宫内受辐照病例。
民用放射事故多
钴-60放射源究竟是怎么来到张有昌身边?中国疾控中心原辐射安全所所长王作元曾经负责对此事进行调查,他说,整个调查就像是一部侦探小说,他所写的《山西忻州放射事故及其教训》详细还原了这起放射源事故调查的经过。
他们通过山西医务人员了解到张有昌的口袋里曾发现金属体,这成了重要的线索。经过多方调查,最终找到了这枚放射源的来源:原来,1973年,忻州地区科委为培育良种,从上海引进六枚钴-60放射源。十几年后科委迁址时将放射源封存,随后将原址移交给当地环境监测站。1991年,监测站要盖楼,委托太原的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将钴源迁走封存。
但是,由于钴源室管理员记错了放射源数目,技术人员从封存的井里只拿走了五枚金属圆柱体。另外一枚放射源的下落,此后没有人再去关心。这枚下落不明的放射源酿成了张芳一家的人悲剧。
张芳并不是唯一的放射源受害者。最近,一部讲述中国首例核辐射受害者的电影《站起来》在国内上映,主人公宋学文由真人出演,15年前,宋学文在雪地里捡到了一条8厘米长的白色金属链,结果两年内相继失去了两条腿和一条胳膊。这条链子叫“伽玛源”,具有强力的核辐射,是前一天晚上从一台带有放射性的仪器中不慎掉落下来的。
放射源之所以脱落,缘于吉林省吉化公司操作人员违规操作,提前关闭剂量报警仪。而吉化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始终未曾正式通报,不知情的宋学文被辐射长达10小时,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研究员潘自强曾作过研究,核安全事故仍主要是在民用领域发生,核军工和核电站未发生一例死亡、放射病例。与之对比鲜明的是,核和辐射技术应用当中,却有10人死亡、49人罹患放射病以及16人皮肤烧伤。“到2007年,我国总共有10人因放射源和核技术应用导致死亡,占全世界死亡总数的17.2%。”
“使用放射源的单位复杂、使用范围广,用源单位的防护知识严重欠缺,再加上管理混乱是导致事故屡屡发生的原因。”王作元说。
无色无味的杀手
潘自强介绍,放射源的申请运用需要严格的手续和审批程序。不过,早年的辐照设施门槛很低,中国民用放射源大概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使用最广泛的是钴-60等,那时一个生产队为辐照土豆、大蒜,就建起一个钴-60源。
此后,放射源遍布全国各地,涉核的机构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医疗卫生系统、农科院系统等,用于测量、消毒、育种等。由于安全防护措施滞后,上个世纪70~80年代,平均一年就有45起放射性事故。根据卫生部放射卫生专家组副组长范深根的统计,中国大陆从1988年至1998年共发生放射性事故332起,受照射总人数966人。其中,放射源丢失事故约占八成,丢失放射源584枚,有256枚未能找回。
放射源无色无味,隐于无形的特点也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概率。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研究部主任腾建群介绍,一般放射源都有一个金属的外壳,体积也不是很大,在正常的情况下,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金属物或者铅罐,“人们在不知的情况下,将这些东西当作废铁捡去,很多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
腾建群70年代就曾经历这样的场景:一块钴-60丢失,全城出动,有关部门背着探测器到处找。这样的场面近年也偶有发生,2004年,一个制造伽马射线的核心放射源——硒块在上海金山县的运输途中丢失,第二天,金山县的大街小巷每隔3、5米都出现一张这样的寻物启示,寻找“一个银白色,大小如14寸彩电的铝合金箱子”。警察更是全城搜捕,中央电视台连线采访,整个城市骤然紧张。
腾建群说:“放射源丢失不仅难找,而且容易造成社会恐慌。”2009年,河南杞县放射性元素钴-60泄漏的传言致使当地居民集体出逃。同年10月,广州番禺辐照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发生了一起“卡源”事件,一个辐照装置由于操作失误,导致源架辐射源无法回到源井中,在外漂浮了整整48天,此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让附近居民大为恐慌。尤其是在今年日本核危机发生后,番禺当地人不断询问“广州辐照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到底搬了没有?”直到确认钴—60已经搬走的消息才安心。
80%为责任事故
早年,负责核安全的是卫生系统,但同时它又是大量放射源的使用者,且随着放射源使用逐步扩散到工业领域,卫生部门的监管力有不逮。
2003年,放射性源的监管被划归到环保总局。该局下设的核安全管理司负责此事,其职责概括起来就是对放射源从出生管到“坟墓”。
2004年,接管核安全监管职责后,环保部门联合卫生、公安,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放射源普查的专项行动。普查结果惊人,拥有放射源的单位超一万家,放射源超十四万枚,其中七万多枚在用,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省区。此外,至少两千枚废旧放射源下落不明。时任核安全管理司的李干杰直言我国的放射源“量大面广、隐患较多、急需整改”。
为了监管放射源,环保部后来出台了系列的法规和政策,同时在自己的网站对放射源各类信息进行公开。
“由于有了系列的规章和措施,加上国家应对及时,核辐射事故总体是在下降的。”腾建群说,目前中国的核事故主要还是非恶意性的行为,比如当废铁出售,但这会危及很多无辜者。
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三十年的放射事故中,由于领导失职、防护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不健全、工作人员缺乏安全防护知识、违规操作等责任事故占到了80%以上。事故又以放射源“丢失和被盗”为主。
此外,如何存放废旧的放射源,也是核安全面临的一个难题。按照规定,废源可以由使用者送回给原生产者回收,退役的放射源一般都会被陆续分类编号管理,然后放到放射性废物暂存库。环保部门的“清源”行动后,各省陆续处理城市放射性废物库中的放射源,将建库以来暂时存放的放射源,集中运往国家放射性废物西北处置场。但是,中国放射源数量每年都在增长,以15%的速度计算,未来需要退役废源也会越来越多,存放依然是个问题。
腾建群认为,现在急需从国家层面进行立法,加快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核能安全监管依靠的只是一部《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以及8部行政法规和一些部门规章,公众最关注的关于“核损害赔偿”问题,也只有国务院发的一个函。
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核安全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原子能法》——这部孕育了27年却两次夭折的法律再次浮出水面,4月上旬,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年会上,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介绍,《原子能法》草案有望在年底征求各部门意见。
链接:什么是放射源
指用放射性物质制成的能产生辐射照射的物质或实体。按其密封状况可分为密封源和非密封源。
密封源是密封在包壳或紧密覆盖层里的放射性物质,工农业生产中应用的料位计、探伤机等使用的都是密封源,如钴—60、铯-137、铱-192等。非密封源是指没有包壳的放射性物质,医院里使用的放射性示踪剂属于非密封源,如碘-131、碘-125、锝-99m等。放射源发射出来的射线具有一定的能量,它可以破坏细胞组织,重则死亡,轻则伤人肌体。
链接:主要放射源存放地
1、医院放射科
2、科研机构(高校或科研试验室、原子能研究院)
3、工业企业(水泥厂、造纸厂、冶炼厂、电力企业)
4、农科院所(育种基地)
5、装饰材料(大理石、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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