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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披露季羡林遗产之争始末 其子称拟诉诸法律

被告席上的王如(右)与方咸如 摄影/张哲

  开庭当天,被告人王如拒绝穿上被告人“必备”的橘色号服。她昂首阔步,一阵风般地走向被告席。

  现年49岁的王如自称是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北大哲学系访问学者,北大公共管理中心副主任、季羡林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和第二任秘书长的推荐人选。

  检方出示的西安交通大学人事部门和北京大学的证明则显示,王如师专毕业,曾是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现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后被聘为西安医科大学校报编辑,但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合校后,王如并没有被交大聘用上岗,随即王如离开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更声称,王如和北大没有任何关系。

  但王如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

  起诉书显示,被告人王如,曾用名王茹,无业。

  “乌龟门”中的白衣女子

  王如最早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季羡林的追悼会上。

  2009年7月19日,季羡林送别仪式刚结束,现场一个“神秘的白衣女子”称要揭露真相,将公众视线从大师逝世的悲伤引到了遗产之争上。

  原来,季羡林的一名亲戚要将季羡林生前喜欢的两只小乌龟从追悼会现场拿走,但受到了白衣女子的强烈阻拦。随后,白衣女子指出,想拿走这两只乌龟的并不是季老的亲戚,而是季老的弟子钱文忠。“季老尸骨未寒,他们(指钱文忠和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就迫不及待地抢分财产。我就是要揭露真相的。”

  在被问及工作单位和姓名时,她情绪激动:“是季老的学生。”

  白衣女子称,她大约是1997年认识季老的,“季老当时的工资只有1000多元,冬天的棉衣都很破旧,家里的凳子都快散了,要用绳子捆起来固定住。季老的毛衣、棉衣包括睡衣,都是我给季老从香港带来的。这些年季老遇上事情都让人给我打电话。”

  季羡林的儿子季承事后指出,神秘白衣女子叫王如,是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

  随后,钱文忠连续在其博客发表5篇文章,指责李玉洁侵占季老的财产。钱文忠是上海人,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如的突然现身,使季羡林遗产争夺趋于白热化。这个事件被媒体称为“乌龟门”。

  季承眼中的双面王如

  生活中的王如是什么样子?5月12日晚,记者采访了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季承说:“王如在生活中是一个善交际的人。不过,她并不像庭审中表现得那样狂妄不羁,可能是受利益驱使,恼羞成怒了吧。”

  季承回忆,当他在301医院刚刚见到父亲后,王如就想方设法讨好他。“2008年早期,王如曾跟我抱怨,李玉洁说季老死后,房子就归李玉洁和我两个人。我虽然是她的干女儿,但还是感到不解,房子哪能归我们两个人?”那时,季承觉得这个人很正义。

  2009年7月19日,在季羡林追悼会上王如因乌龟事件发飙,季承才看到一个真实的王如。

  而在季羡林的第一任秘书李峥之子李小军看来,王如其实一直就是那个样子,很狂妄。

  “这有个转变的过程。”季承平静地说。季承分析,王如是靠着李玉洁的关系接近季老的。2006年李玉洁生病,杨锐接替了李玉洁的秘书工作。而这个时候的王如,已经渐渐感觉到了危机。如果没有更加靠得住的大树,她将如何在季老身边继续生存?季承在2008年与父亲重逢后,让王如有了一线希望,所以极力讨好季承。

  从2008年底,在媒体曝出季羡林藏画被盗事件是由于李玉洁监守自盗,并称季羡林受到“包围”,李玉洁阻隔季羡林父子见面后,“王如在李玉洁的示意下,一直随着利益的驱使在变化。但是表面上和我还算过得去。”季承如是说。

  直到“乌龟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晚上,王如彻底转变。2009年7月20日晚,王如深夜致电季承,澄清季羡林追悼会上的所作所为。说她根本没说那些话,媒体都是空穴来风。季承则斩钉截铁地说:“那你就打开手机,对着媒体记者说去。”结果,王如的手机一直关着。

  此后,王如和季承的关系从表面上的友好,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对立关系。

  “虽然,我感觉到了王如对我不再友好,但是,并没预料到她会去盗书。”季承说。

  季氏父子的恩怨

  而围绕着季羡林故居的故事,远非王如盗书那样简单。

  北京大学朗润园13号公寓201室是季羡林的寓所,地处学校东北角的朗润园,与现有的北京地铁四号线圆明园站仅一墙之隔。朗润园共有6所公寓楼,13号公寓得天独厚,直面垂柳与荷塘。如今,正值初夏,“季荷”犹在,季老已是天人两隔。

  “我有十几年就生活在这里。”季承说。季承是季羡林唯一的儿子,此前父子二人曾13年不见面。“因为家庭矛盾,1995年,我被父亲赶出了朗润园。”季承说,

  季羡林的秘书李峥过世后,他的儿子李小军成了季承联系父亲的主要渠道。李小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季承和他的父亲一样,脾气都很倔强。但每逢过年过节,季承都会往李小军家里送来大量的山东斋菜,来了以后什么都不说。李小军自己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便送给老爷子。老爷子心知肚明,因为李小军的父母都不是山东人,做不出这种口味。

  2002年以后,季承开始有强烈的愿望想见父亲。在父亲住院后,他曾多次去医院,希望能见到父亲,但和李玉洁多次交涉,都没能如愿。

  李玉洁于2006年下半年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此后,杨锐接替李玉洁,开始负责照顾季羡林。

  2008年10月底,当了解到季羡林藏画被盗时,季承再也坐不住了,立即联系北大和301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要求见父亲一面。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不同意。理由是,2003年季羡林曾给当时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几番周折过后,2008年11月7日,在朋友的帮助下,分别13年的父子在医院重聚。季承在父亲面前双膝跪地:“我来给您磕头,听您的教训。”季羡林说:“你何罪之有?”随后,父子抱头而泣,冰释前嫌。

  时至今日,季承也不否认自己在很多问题上和季羡林有分歧。比如养猫,“我们家里头,对猫的态度可以划出左中右。但这并不能阻断我们父子的血脉亲情。”

  13号公寓的钥匙该谁掌管

  之所以赘述季氏父子的纷争,是因为这决定了王如从朗润园13号里拿书的行为是不是偷,换个说法是,13号公寓及其中的遗产属于谁。

  在季承的叙述里,在季羡林父子相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季承仍然没有朗润园13号楼的钥匙。钥匙都被学校掌握着,王如和方咸如又都不听他的。“他们只听李玉洁的。”季承说。但当得知钥匙、工资卡、户口本、存款单据等都不在季承的手里时,季羡林写下了一份委托书:“玉洁同志:请你将你保存的我的日记、文稿、书画、钱、礼品等全部物品交给季承、季清二位。季羡林,2008年11月18日。”

  季承在《我和我的父亲季羡林》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季羡林生前的6份委托,同时,这也成为王如、方咸如是否构成盗窃的佐证。书中强调:“自从我们父子相见,就有大量的事情等着我去做。首先是父亲的内部事务,这已经被搞得一团糟。就在11月15日,父亲就对我说起了前几年两位秘书的作为,‘李玉洁太贪钱,太喜欢钱;XX让我写字,一幅一万元,写了几十幅,可钱都上哪里去了?他们两个都发了财。李玉洁还在北大西门外盖了一个三层楼的房子,没有钱怎么盖得起来(实际上,是用季老的钱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我现在是穷光蛋,身无分文,皮被剥得就剩一张了,再剥就只有骨头了。现在,我把钱、两处房子以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你保管’。”

  按照这几份委托,季承开始处理季羡林遗产的相关后事。直到2009年6月19日,北大清点故居,形成了季羡林财产确权的分水岭。这一天,北大校方、季承以及包括李小军在内的两名见证人,一起对季羡林故居各项财产进行了清点。之后将故居交给季承管理。

  王如对这种交接行为颇为不满,认为物品应该归北大或是季羡林基金会。这一点也成为王如辩解自己不是盗窃的重要理由。

  而在季承看来,第一,父亲在2001年7月曾与北大签署了赠与协议,将他生前的全部文化遗产捐献给北大。这一行为属于裸捐,并没有做析产,所以不合法。第二,父亲的6份委托,证明了他不再捐献的意愿。第三,北大校方同父亲在医院里交谈的时候,曾经作出过“八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季老想捐就捐,不想捐就不捐。

  就家庭内部而言,“父亲遗产的合法继承人除了我,还有我姐姐的儿子何巍,对于这一点,我是完全明了的。”季承说。

  北大校方表示,只要季承拉出季羡林捐献的清单,物品就归还给他。

  故居被“盗”

  “在清点完朗润园13号公寓之后不久,藏书就被盗了。”季承说。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9年12月15日20时许,方咸如在王如的唆使下,采用破窗入室的方式进入季羡林故居中,窃取书籍、塑像等大量物品。经鉴定,上述物品价值333万余元。

  检方称,王如在得知他人报案后,又与方咸如将所盗财物转移至他处。

  王如称,2002年季羡林长期入住301医院后,就由她来照管朗润园13号公寓,方咸如负责具体干活。直到2009年6月,季承突然解雇了方咸如,并换了钥匙。由于她跟方咸如的私人物品仍放在该房间内,且季羡林交代他们誓死捍卫物品,因此他们之前也曾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破窗而入。

  季承说,北大在清点故居时明确表示,请他妥善安排方咸如。他当时答应给方咸如加两个月的工资,让他回家。因为,故居已经不需要看门人了。但是方咸如不同意,说季羡林生前曾许诺给他一笔可观的安置费。为此,他心存不满,从而参与盗窃。

  在得到王如授意后,方咸如破窗入室,当晚就转移到燕南园54号楼很多东西。

  王如称,他们二人在学校两名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用平板车拉走了物品,拉了17车,直到次日凌晨5点才忙完。搬完物品后,她又找人把物品都包装起来,进行了清点和登记造册,之后联系了中央党校、城乡仓储等多个部门,暂存转移的物品。

  对于这一经过,多名证人目击或被告知。王如也形容自己是光明正大。因为她认为当时造成满屋狼藉的八成是季承,她需要把物品拉走作为筹码,迫使季承交出他先行拉走的东西,从而保护国有财产。

  5月13日下午,在季羡林被盗案开审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透露办案细节。

  谈起王如,检察官贾朝阳说,此人交际能力很强,在庭审前与庭审时态度截然不同。“我第一次会见王如时,她说话态度非常温和,还请求办案人员对她公正处理。”但在庭审时,王如始终对检察官指指点点、愤怒不已。

  贾朝阳介绍说,王如利用自己的虚假身份,欺骗北大人员帮她砸窗、运送被盗物品。在盗窃故居时,虽然王如始终没有到现场,但是,她通过打电话遥控方咸如跳窗进入故居,搬走屋里物品。

  对于外界多有传言方咸如是季老的“保姆”一说,贾朝阳说,方咸如与季老住在一起只有一年多,在季老住院后,方咸如受王如、李玉洁指派留在故居里,他实际只是个看门人。

  庭审时,王如和方咸如都提到安置费的问题,但检方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季羡林答应过给方咸如安置费,不过,在北大与季承清点物品时,季羡林曾经建议季承对方咸如妥善处理。

  季承每个星期都要去北大交涉关于父亲的遗产归还问题。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今年的8月6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我会在这个时间段给父亲的文化遗产有个交代,如果北大再不理会,我将诉诸法律。”

  王如的干娘、季羡林的秘书李玉洁,一直住在301医院的普通病房内,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北大校方则选择了沉默,告知记者以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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