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起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武昌起义的爆发，具有特定的时空条件。以把握大势、乘势而上、勇于担当、敢为人先为主要内容的首义精神百年延绵。首义之地的湖北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时期，不断推动社会变革进步。今天，历史又赋予首义之地新的神圣使命，我们要承继首义精神，谱写新的发展诗篇。

　　一、武昌首义爆发的历史条件

　　自乙未广州起义到武昌首义发生之前，革命党人先后在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浙江、云南、四川等地发动了10余次起义，但都屡起屡踬。而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敲响了清王朝覆亡的丧钟，举国响应迅速形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冲毁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

　　在纪念辛亥百年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那么多地方数次起义都失败了，为什么唯独武昌起义能够成功？分析当时湖北的社会条件，可以清楚地看到，武昌起义发生的时点具有某些偶然性，但武昌首义的成功是历史的必然。

　　武昌起义前夕，封建统治日益腐朽、风雨飘摇，推翻封建帝制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企图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推行新政、君主立宪等举措，维护自身的统治。但不仅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相反还累积和激发了社会矛盾。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先后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特别是20世纪初，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多次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有力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从当时湖北的情况来看，具备了发动起义并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和良好基础。

　　第一，近代湖北工业起步较早，具有一定的规模。自1861年汉口开埠，湖北近代工业开始起步。洋务运动期间，湖北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企业，企业数量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和出口贸易城市。张之洞18年督鄂，离任时写了一副对联，“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欧亚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湖北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湖北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一定程度地形成，为武昌首义的成功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

　　第二，近代湖北文化教育兴盛，思想新锐活跃。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集团的有识之士有感于“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而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在湖北积极主张、大力推动兴学强教。从1869年起，湖北兴办或改制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等传统教育机构，其中两湖书院是当时全国两大书院之一。1891年后，湖北又先后创设了方言学堂、自强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文科高等学堂、湖北师范学堂、支郡师范学堂等一大批新式学堂，成为当时全国洋务学堂最多的省份，武汉大学等当代著名高等学府正是从这些学堂中延承而来的。同时，当时的湖北还大力提倡留学教育，1896年中国驻日使馆首批选派的13名赴日学生中，就有来自湖北自强学堂的青年，至辛亥革命前夕，鄂籍留日学生累计达5000余人，位居全国第一。第一次同盟大会，参会代表72人中，有19人是湖北籍，占26%；最早在欧洲参加同盟会的18名学生，全为湖北籍。通过改制旧书院、兴办新学堂、提倡留学游学等途径，近代湖北的文化教育事业空前繁荣。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兴学强教，出发点是应付严重的统治危机，结果却使一批具有新式西学思想的人才在湖北成长集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知识群体得以孕育发展，武汉成为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奠基之地、民主思想的激荡之地、先进理念的汇聚之地，为武昌首义的积蓄、爆发和成功培植了思想条件和文化环境。

　　第三，近代湖北战略地位突出，区位优势明显。湖北地处我国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随着京汉、粤汉铁路的兴建，更使武汉成为全国的交通大枢纽。地理位置奠定了武汉区域性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的战略地位。在近代中国，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通商口岸和内地贸易中枢，被称为“东方芝加哥”，较大范围的人流、物流、财流、信息流都在武汉集散，这为首义成功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同时，武汉具备“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中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天下，不难次第扫荡逆氛”的区位优势，在革命运动中能够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效果。

　　第四，近代湖北革命力量相对集中于新军，易于组织，具有牺牲精神。同盟会成立之后，许多在日本的湖北留学生受到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影响。这些留学生回到家乡以后，在革命理念的激发和现实生活的冲击下，进一步坚定了“亡清必楚”的信念和担当，积极发动本省革命志士，广泛联合全国革命同胞，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开展行之有效的革命动员准备工作。起义发生前，湖北先后成立的数十个革命团体已经完成了大联合工作，新军中三分之一的成员已经加入革命党，三分之一的成员同情革命，真正顽固立于清廷一侧的不到三分之一。革命党人已经基本掌控了湖北新军，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组织系统。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湖北革命党人敢于利用有利时机，乘势发动武装起义。在起义的关键时刻，直接指挥起义的两名湖北革命党人熊炳坤、吴兆林勇于担当，完成了首义成功的神圣使命。

　　在武昌起义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张之洞督鄂，企望挽清廷于既倒，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二、武昌首义的历史贡献和首义精神的历史传承

　　由湖北革命党人首举义旗、拉开辛亥革命序幕，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100年来，首义精神延绵不断，湖北人民继承和弘扬首义精神，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以武昌首义为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起点。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不仅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且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作为辛亥革命的发端和标志，武昌首义为整个革命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武昌首义为推翻帝制作出了示范、坚定了信心。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湖北革命党人勇敢地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经过浴血奋战，首义取得成功。武昌起义的成功引起全国各地响应。短短一个月内，全国13省发动起义，先后独立。武昌首义砸碎了清王朝的统治机器，在全国树立了反对帝制的标杆。

　　武昌首义使湖北成为革命中心。武昌起义成功后，建立了湖北军政府，一度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以取代清朝中央政府，成为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的雏形；颁布了第一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成为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不仅如此，武昌首义还对后来的民主革命特别是北伐战争产生了深远影响。

　　武昌首义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大门，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解放，封建礼教遭到猛烈冲击，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条件。

　　以武昌首义为发端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封建王朝。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它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弱小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不可能解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由于辛亥革命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工农大众，使革命力量的成长受到极大限制，革命的果实落到了官僚阶层和军阀集团手中，辛亥革命最终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事实说明，不要说那些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以及旧式的农民战争，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必须找到指导中国革命的先进理论，找到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1921年，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辛亥革命百年来的沧桑巨变昭示我们，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第二，以武昌首义为起点，湖北的仁人志士继承和发扬首义精神，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紧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首义之地的湖北人民继承和发扬首义精神，在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创造出不凡的业绩。100年来，首义精神在首义之地连绵不绝。

　　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湖北辛亥革命志士，为了挽救革命，不仅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后续斗争，而且在总结革命教训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湖北是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省份之一，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有5位是湖北省籍。大革命时期，湖北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全国瞩目；土地革命时期，湖北是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主体；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全国解放立下了卓越功勋。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30年红旗不倒，22年武装斗争不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湖北成为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战略要地。“一五”期间，国家确定的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中有7项建在武汉，包括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等一批“武字头”的大型国营企业，奠定了湖北的现代工业基础，实现了以“钢铁要过江”为标志的全国重工业转移。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中央作出以备战为中心的“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在湖北建设了一大批重点工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湖北人民把首义之地建设成为了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农业基地、科教基地。

　　改革开放新时期，湖北人民伫立历史潮头，引领时代风气，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比如，第一个中美友好省州，第一个美资企业，第一个开放小商品市场，第一个引进“洋厂长”，第一家商业股份公司上市，敢为人先的湖北人品尝了“第一口馍、第一口汤”的鲜美味道。特别是沙市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武汉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省会城市，率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试验田”和“排头兵”作用，彰显了湖北人民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精神气概。

　　三、承继首义精神，推动湖北跨越式发展

　　100年前，武昌首义的成功，以及首义精神的传承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100年后的今天，党中央对湖北寄予厚望。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8月和今年5月，在谋划“十一五”和“十二五”开局之际，先后两次视察湖北，希望湖北加快打造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这既是对湖北的科学定位，又是对湖北人民的信任和期待。我们要承继首义精神，担当时代重任，推动湖北实现新的跨越，为中部崛起、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

　　当前，湖北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时空条件。一是湖北人民通过长期不懈的奋斗，积聚了跨越式发展的产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历届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坚持不懈地推进湖北的振兴崛起，极大地促进了湖北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湖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4%，201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万家。汽车、钢铁、石化、电子信息、食品、纺织、装备制造等产业的产值相继突破千亿元。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工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正在显现。沿海发达省份的发展历程表明，湖北经济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二是湖北以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市场地位，成为重要的资本及产业承接地。湖北地处内陆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随着现代立体交通体系的形成，物流半径合理，物流快捷便利，湖北已成为境外和沿海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同时也成为境外和沿海产业向西部转移的“桥头堡”或“中转站”。从2008年先后成功举办的中部论坛、中博会、食博会、机博会、鄂港澳和鄂沪经贸合作洽谈会、华创会、湖北·武汉台湾周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看，海内外企业和投资商都看好湖北，富士康、中芯国际等一批大企业和大项目纷纷落户湖北。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中国内地市场备受青睐，湖北已成为承接境外和沿海产业转移的热土，成为境外和外地客商看好的地区总部选择地。三是国家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湖北担负着构建重要战略支点的重任。进入新世纪，中央作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战略决策。近年来，中央给了湖北一系列“金字招牌”：2007年12月，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此为平台，60多个国家部委与湖北签订部省合作协议；2009年12月，国家批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继北京中关村后的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别山革命老区、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也在论证和谋划之中。如今，湖北的发展出现良好态势。近几年来，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中部第一，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4.1%，增速居中部第一。可以说，湖北的跨越式发展大势已成、条件具备。

　　回望百年辛亥，缅怀革命先贤，我们要进一步继承和弘扬首义精神，推动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湖北所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要在中部崛起中发挥支撑点、着力点和增长点的作用，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好于、优于、快于其他地区，在地位、作用、影响力和辐射引领带动功能上重于、高于、强于、大于其他地方。要紧紧抓住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宝贵机遇，把构建战略支点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总任务，以战略支点的构建为旗帜，统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实施“两圈一带(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长江经济带)”战略，加快推进“四基地一枢纽(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大力推动“一主两副(武汉为龙头，襄阳、宜昌为副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加快发展，大力加强大别山区、武陵山区“一红一绿”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联合湖南、江西，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奋力推进湖北由工业大省向工业强省、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科教大省向科教强省、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以非凡卓越的发展业绩，担当起构建战略支点的崇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