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PM2.5标准并不低
在北京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经常会看到道路上空悬挂的指示牌显示：今天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优”。但如果将PM2.5纳入城市环境大气监测指标，也许这个“优”就变成了“良”。遗憾的是，中国大部分城市，都会遭遇这一尴尬。
根据环保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第二次征求意见稿，PM2.5被纳入国家监测范围，标准为“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有人质疑：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的标准是10微克/立方米和25微克/立方米，为什么我国的标准设置得这么低？
据阚海东介绍，2005年，基于PM2.5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世卫组织首次向世界各国推出了指导值，即PM2.5年均值不能超过10微克/立方米，日均值不能超过25微克/立方米。同时，世卫组织还推出了三个阶段性的目标值(见下图)。中国采用的即为第一阶段目标值。他特别强调的是，世卫组织的指导值和阶段目标是供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选用，不是标准，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
阚海东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标准并非越高越好。按照目前中国空气质量的现状，要想达到第一阶段标准尚有难度，何况世卫更高要求的指导值？标准应该起到引领的作用。如果标准高不可攀，就失去了意义。标准应该是跳起来够得着，这才会有力地助推各地开展空气质量治理。尽管目前我们用的是第一阶段目标值，但随着治污力度的提升，中国将逐渐采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乃至最终的指导值。”
PM2.5标准一下子向西方看齐，不太现实
据阚海东介绍，对PM2.5研究来说，无论是世卫组织的指导值还是美国的标准，最关键的基础性研究都是基于美国两个经典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即哈佛六城市研究和美国癌症协会(ACS)研究。
1973年底，哈佛大学在美国东部6个城市，选择了8000居民，对大气中PM2.5浓度对居民死亡的影响进行了14-16年的跟踪观测。后来，美国癌症协会研究人员收集了16年的资料，涉及50万美国人死亡原因风险的数据，发现空气中PM2.5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心肺疾病死亡率增加6%，肺癌死亡率增加8%。
可见，世卫组织指导值来源于美国研究，“尽管中国目前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值，但该建议值应用于我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阚海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首先，中国大气中的PM2.5浓度和成分与美国存在一定差异；其次，中国居民对PM2.5的易感性(年龄结构、遗传差异等)也有差别，如欧美国家高龄老年人口较多，易感人群比例相应会高于中国。
“我们应该学习世卫组织制定指导值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应用它的数值。我们要基于自己的PM2.5研究来制定适合中国版的PM2.5空气质量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并没有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2006年，他们修订了PM2.5的标准，即年均值和日均值分别为15微克/立方米和35微克/立方米，也未达到世卫组织的指导值。
“PM2.5事件表面上看是环境问题，但实际上也是经济问题，抑或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总之，这是一个综合体，不再是单一问题。”有经济专家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处于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等新兴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发展时代，面临的环境压力要大得多。希望当今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样的PM2.5低浓度，似乎不太现实。”
中国完全有条件自主制定标准
“我们需要自主制定标准，但目前缺乏这种技术储备。”阚海东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道，“原因有二：第一，我国尚未开展针对PM2.5的系统监测，PM2.5在大气环境中的底数不清。譬如，浓度是多少，成分是什么？主要来源是什么？我们需要弄清自己的国情，不能是一本糊涂账。第二，尽管中国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PM2.5的初步研究，但缺少类似于ACS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无法像ACS一样提供对健康产生显著影响的PM2.5浓度范围下限及对应的健康风险。”
在去年底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大会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PM2.5监测时间表，全国将分“四步走”，直到2016年推广到全国。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末，中国将全面铺开对PM2.5的监测。
阚海东表示，“只要统筹利用环保部门环境监测网络、卫生部门行为危险因素监测体系和死因登记系统，我国完全有条件开展自己的PM2.5前瞻性队列研究。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阚海东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呼吁，“‘十二五’末，我们要铺开对全国的PM2.5浓度监测。希望‘十三五’期间启动我国大气污染健康影响的前瞻性队列专项研究，为未来自主制定PM2.5标准提供最重要的科学依据。否则若干年后，我们恐将面临自主制定PM2.5标准时缺少本土科学依据的尴尬局面”。
中国能否在PM0.1上占据先机？
“中国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范围的进程并不慢。”阚海东表示，“美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了PM2.5研究，但真正成为国家标准则历经了20多年。而中国PM2.5研究则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12年纳入国标，进程也很快。”
“十一五”期间，空气污染治理中主要是“脱硫”；“十二五”期间，将增加“脱硝”。阚海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脱硫和脱硝，都会降低PM2.5浓度。空气中污染物颗粒越细，治理难度越大。比如说建筑工地扬尘，通过各种管理措施就可以控制，但对PM2.5这样的细颗粒来说，控制起来难度就越大，需要我们环境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升。”
“PM2.5第一来源是化石燃料的排放燃烧，第二是机动车尾气排放。冬季北方供暖用煤将不可避免地产生PM2.5，像北京大部分采用天然气供暖就减少了这种污染。公众关注PM2.5的背后还是空气质量，但降低PM2.5浓度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但只要政府下决心就一定能做到。譬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PM2.5浓度下降了近一半”。
阚海东说：“最近，国际上又开始关注空气中更微小的污染物颗粒PM0.1。说不定过了8年、10年，这又是一个炒作的热点。我们最好做一些前瞻性的部署，开展其来源、时空分布、暴露特征、机体生物效应和健康危害的深入研究，以免重蹈PM2.5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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