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有奖更现实与不昧不矛盾
拾遗有奖本质上与拾金不昧行为并无直接冲突，前者只是以物质形式对后一种行为予以肯定，并没有对拾遗者的主观意愿形成强制干涉。也就是说，即便相关规定明确了拾遗者的某种权利，但拾遗者在履行“不昧”义务的同时，既可以主张权利，也可以选择对权利的放弃，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应该看到，拾金不昧虽然在道德层面上被广泛推崇，但离真正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行为还有一定的距离。在没有明确权利的情况下，如果要求拾遗者对拾物予以妥善保管，并履行对失主的寻找、告知、交公等义务，这种费力不一定讨好的赔本事情，不是所有人都会乐意去做的。
相反，如果能明确界定拾遗者的权利和义务，在鼓励拾遗者积极主动返还或者送交遗失物的同时，对失主也提出必须践行悬赏承诺、按实际支出为遗失物支付保管费、按比例给予拾遗者一定报酬等具体要求，这样就能很好地平衡拾遗者和遗失人的利益，有利于失主的物归原主，拾遗者也因自己的行为而获得了一定的回报。这种双赢的效果，反过来，也会对弘扬助人为乐的时代精神、发扬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实，关于“拾遗有奖”，我国《民法通则》及《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早已作出了类似的表述：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可见，对拾遗者实行奖励的做法，虽然离公认的道德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但它并没有逾越法律所提倡的范畴。就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尤其是在公益招领平台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拾金不昧固然应该提倡，但“拾遗有奖”或许更为现实。
观察
奖励作用更大
关乎实践无关道德
“拾金不昧有奖”无关道德却关乎社会实践。社会应鼓励拾遗者将拾获物品交给招领机构，这样失主丢失的东西才能有处可寻。可是怎么鼓励呢？可以想象，搭上时间、金钱去送一趟拾得物有多少人会去做呢？不排除有道德圣人的存在，但芸芸众生离道德金字塔的顶端还有一大段距离。道德说教虽不是绝对不起作用，但至少说效果甚微。
现在人们对社会重奖见义勇为已经不再争论。常说“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那么试问：捡到贵重物品交到公安机关算不算一种见义勇为行为？要妥善保管物品，还要打电话找寻失主或将拾物交到公安机关，拾得人耗费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今天，主张“拾金不昧有奖”并不过分吧？
有人认为，“当拾金不昧需要有偿的时候，它就标志着，道德正在沦陷。拾金不昧接受酬谢也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一种获利手段。”这种观点纯属杞人忧天。道德从来就不是社会的底线，法律才是。至于“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则更是臆想了：如果是不法分子，他还有必要去领这个“拾金不昧奖”吗？10%难道比100%更有诱惑力吗？
《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显而易见，失主向拾金不昧者支付费用是法定的。只不过，《物权法》没有明确此“必要费用”的比例，而《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将这个“必要费用”具化为“10%”而已。
鲁开盛
三言两语
●奖励制度化了，还能叫拾金不昧吗？这是在有意无意地把拾金不昧从道德词典里删除。对于有些人来说，为了避功利之嫌，反而可能故意不拾，或者捡拾了不把财物上交、归还。
——毛建国
●“拾金不昧”毕竟是一种道德行为，“拾金不昧有奖”符合制度理性却对道德伦理构成相应的冲击，从而很难具有可操作性。
——陈一舟
●无主失物拍卖之后，10%奖励了拾遗者，剩下的90%将如何处理？作为管理失物与寻求失主的相关费用，显然花不掉。但如果收归国库，其处理方式又该如何保证公开与透明？
——刘鹏
●对于拾金不昧还是需要在一定限度内给予感谢，无论是主动感谢，还是被动索取，只要合理，都该给予满足。
——房清江
●拾物有奖对于拾到者来说，是好事；对于失主来说，物归原主哪怕损失10%，也是好事。所以拾物有奖，皆大欢喜。
——汤志勇
●为了倡导拾金不昧的道德风尚，失主作为“失而复得”的受益者，也应主动向拾金不昧者支付一定的“好处费”，至于拾金不昧者要不要，那是另一回事儿。
——李继彦
●确定一个酬金占遗失物价值的合理比例，一则指导法院判案实务；二来便于定纷止争；三来最主要的，还是体察人性，还能起到引导社会风尚的作用。
——于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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