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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2月14日电 “全国政府机构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日前出台的《“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公车限行的新规定，引起公众热议，也引发社会对公车改革的思考。
限行“新规”：必须加强监管
北京机动车按尾号每周限行一天的措施已经实施三年多了。如果把这一限行措施推广到全国所有公务车，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
“公车限行，提倡步行、骑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传递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是一种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大家真能践行当然是好事。”海南省农业厅人事处处长黄起健说。
一些公务人员表示，如果每辆公车每周限行一天，一年就可以少开约50天，理论上可以节能20%；而且，公车限行会对社会产生示范效应，有利于全社会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推进。
“现在北京市的公车就与私车一样按尾号限行，市里又不允许各单位增加公车指标；限行的时候，相关公务人员可能会选择打车或坐公交，应该说还是有些效果的。”北京市西城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然而，也有人有不同意见。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尾号限行是北京市的做法，在外地不一定管用。在中西部地区，容易堵车的城市并不多，无须靠“限行”来治堵。而且只要一个单位的每一部车都是按标准、按编制配的，就不会是多余的。如果强制性地停开一部车的话，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不停开的车多跑一点，这样并不能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二是如果车不够用，就只能再买一部车，并把车牌号错开，这等于浪费了一部车，资源闲置，并不经济。
“如果真要落实公车限行规定，必须出台一系列的监管措施，还要付出很大的监管成本；真正要执行好，工作量很大。”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说。
公车限行：如何落实？谁来监管？
“公车限行可能只是有关部门的一种倡议，是建设节约型社会、节约型政府而向公共部门发出的呼吁，并不是有约束性的制度；如果真要落实，会面临很多困难。”湖北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匡绪辉说。
上海市一位机关单位车队队长告诉记者，2008年8月，有关部门曾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的通知》，这份通知就要求公务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当时我们观望了一阵子，甚至星期一至星期五停开的车牌号尾数都已经规定好了，后来看看其他单位也没啥动静，也就不提了。”
“要真正落实公车限行规定，关键在于解决谁来监管的问题：靠单位领导自我约束显然是不行的，靠纪检部门未必有那么多人力，必须像北京一样靠交警执法来监督。”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说，如果其他地方仅对公车实施限行，就必须给公车都挂上特殊牌照，让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公车，否则显然不具有可操作性。
专家认为，要真正落实公车限行，除要区分公车、私车牌照等措施外，政府还必须控制公车总量，防止各部门通过增加车辆来规避限行规定。
“不过，即便对公车总量做了严格控制，也不见得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比如，一些单位可能会让下属企业或二级机构买车，‘借’给单位领导用；也可能长期‘以租代购’，租用社会车辆，从而规避了限行规定。”海口市一位在机关工作十多年的老司机吴师傅说，“要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保证执行起来不走样。”
“公车改革”：难在哪里？路在何方？
公车改革被屡屡提起，但一直是个有相当大难度的问题。
“公车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内在改革动力，其根源是公车消费缺乏监督。”叶青说，“目前，凡车改成功的地方都是由于当地‘一把手’重视，把车改当作‘一把手工程’。”
身为省统计局副局长的叶青多年来一直在践行自己倡导的车改。“我不让单位配车，自己开车办公，单位每月给我1000元车补。”叶青说，“算下来，我每年给国家节约了8万元。”
“只有让公务消费活动逐渐走到‘阳光下’，在制度上让公众参与公车改革的决策和监督，才能彻底消除公车滋生腐败的可能。”海南省行政学院原院长廖逊说，车改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绝不是无法破解的难题。
据了解，目前不少地方在进行车改探索，模式不一，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公车货币化，二是公车集中管理，三是前面两种模式的结合。
一些专家考察各地公车改革实践后认为，从改革效果看，目前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如杭州车改就有值得借鉴之处。杭州的做法是：大幅缩减公车数量，仅保留数百辆公车，由政府成立的公车服务中心进行集中管理，各单位可有偿租车；同时，给公务员发放“车贴”。两年实践证明，杭州车改节约公务交通费用约30%。
“应结合行政体制改革，研究出台具体的车改方案。”叶青建议，地方政府应改变公车“配给制”，大力发展租车公司，鼓励打电话租车，减少公车开支。“这不仅是公众呼声，也有利于构建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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