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国企改革，是今年两会颇受关注的议题。本届政府最后一年任期中，国有企业持续“起航稳舵”、“出海扬帆”值得期待。
但在改革“再出发”的同时，两会上国企“垄断”和“与民夺利”的争论也频繁入耳。作为“国家长子”，中国国资委下属的117家中央企业，更被带入“上缴红利”和“为民履责”的话题漩涡。
呼唤“长子”履责，已经成为改革向前推进的关键点之一。
2011年底，117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在过去五年里翻了一倍多，实现净利润超9173亿元。有统计称，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全部利润，也抵不过中石油(10.28,-0.05,-0.48%)和中移动两家的利润总和。
人们对“长子”履责的期盼可归为三点：一是增加国有企业收入分红比例，不能“自己富不管家里穷”；二是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监督，限制垄断利润，还利于民；三是限制垄断国企高管薪酬，缩小社会收入差距。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今年两会上数次强调，应提高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水平，降低准入门槛。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建议更为具体：将国有企业收入分红比例提高到50%左右，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益领域，缓解公共服务投入资金的短缺。
目前，国资委管理的央企根据行业不同，上缴红利占其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5%、10%、5%和不上缴。迟福林认为，现在“到了该做决断的时候”。
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央企并非真如“唐僧肉”：高利润的背后，是高额投入及继续再生产所必须的资金；垄断背后，是中国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支柱”；高收入背后，是对社会贡献巨大的纳税大户、以及数量庞大就业岗位的提供者。
此前，国资委相关负责人曾专门“释疑”：在扣除了所得税、股东获益、扩大生产经营等一系列支出后，央企平均可支配利润额大致为总利润的四分之一。
曾经担任国资委第一任主任并长达7年、被称为“世界上最大老板”的全国政协委员李荣融在今年两会上，对提高国企分红上缴比例的表态颇为谨慎：可以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但应循序渐进，保证企业的竞争能力，“光骂不能解决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微博)(4.62,-0.03,-0.65%)董事长常小兵针对“垄断”一说则相对“大度”：我们也希望政府部门出台更多的准入办法，让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可进入门槛需要有关部门设定”。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最大的财务公司之一中油财务公司总经理兰云升对记者坦承，“企业发展和上缴利润是一对矛盾”。他认为，相比欧美国家，中国大的企业集团还是太少了，而“企业强，国家强”，大企业集团是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基础，“只有大企业集团才能有竞争力以世界眼光参与全球竞争，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支柱”。
无论如何，加大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长子”们对国家的职责履行，代表了很多人的期盼，不可忽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破解发展难题，中国需要大决心和大勇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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