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2011年12月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右)与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会晤后共同出席媒体见面会。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日本大战略应摆好中国位置
很多人把中国的崛起导致日本心理失衡，视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诱因。诚然，中日两国从未经历过同时强大的时期，持续了百年的日强中弱局面正在逆转，力量对比变化正引起日本对中国认知的改变。而要真正解释日本对华政策，更要从冷战后20年日本的对外战略、内政和社会等多角度分析才能看清全貌。
首先，冷战时期日本对外战略思维缺乏有效锻炼，这导致冷战后其新对外战略长期达不成共识。二战后，日美同盟几乎占据了日本外交的全部，对美外交至上和“吉田路线”让日本获得了安全保护和经济繁荣，但在美国的羽翼下，日本失去了战略思考和全球思维的机会。
冷战后，两极格局解体，中国等新兴国家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日本的外交空间变大了，但其战略思维却准备不足，对于如何在大战略中摆好中国的位置尚无明确共识。不过，冷静的日本战略家们应能意识到：牺牲中日关系坚持“吉田路线”和日美基轴，不符合日本的长远国家利益。
第二，日本从自民党一党独大到民主党执政的巨大变化，改变了政治家的当选和执政生态。1993年，自民党党内精英政治主宰日本内政外交政策的局面结束，派阀政治色彩变淡，政治家对政党和派阀的依赖程度降低，对直接讨好选民的需要增强。
“泡沫”后的低迷，则让日本新一代政治家为了在内政上有所作为，就必须减少外交上的一切失分可能。外交上的保守和强硬是意味着政治安全，也意味着可以腾出更多精力放在内政上，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中日关系的牺牲。日本国内政治的转型期逐渐完成后，政治家们或将有更多的精力考虑中长期的对外战略。
第三，日本民间对于对外事务变得脆弱敏感，但希望中日友好的社会基础没有根本性变化。冷战后20年，日本经济发展乏力，政治决断缓慢，首相更替频繁让民众看不到希望。在失去了“经济大国”认同的迷惘中，人们在对外关系上很容易被激进的观点和报道所误导。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战后60多年日本的社会稳定，值得肯定。反对核电站和废除核武器等运动，也让人们感受到战后的和平主义思潮，尽管舆论调查的结果让人失望，但可以相信，日本国民中希望中日友好的意愿是大多数的。
当前，日本正经历一场从对外战略到国内政治和社会的重大转型期，并正在迎来高潮。对日本来说，这是一个重塑国家认同的艰难过程，是一个重建国家目标的新探索。在这个大转型中，中日关系正经受着严峻考验。
奉劝日本莫因焦虑而莽撞
现在，有两个涉华问题将考验日本如何应对自己的焦虑症：一是钓鱼岛问题，一是日本“拜鬼”问题。受到日本近来的一再挑衅，中国民间保钓人士准备以实际行动宣示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日本国内传出要“强硬以对”中国民间保钓行动，甚至不惜动用日本海上自卫队，确保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可谓火药味十足。日本政府仍在运作“购岛”之时，日本极右势力代表石原慎太郎又进一步鼓动日本首相登上钓鱼岛“视察”。一些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客还可能选择在“8·15”这个敏感日子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个别有影响的媒体甚至发表社论说什么不应害怕中国的反对。
日本会在“焦虑症”驱使下做出莽撞举动吗？在对外争议中，日本有过冷静和理智最后占上风的时候。比如前年中日撞船事件的最终解决。现在也有理智的做法，比如日本政府日前正式否决保守派议员联盟登钓鱼岛的申请；野田就任首相之初承诺任期内其本人及阁僚不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近日又重申其阁僚不应正式参拜。鉴于日本在历史和领土争端问题上摇摆不定、时而不计后果的鲁莽表现，上述动向尚不足以打消我们对日本莽撞行事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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