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8日电 继“表叔”、“房叔”、“雷人”等一批违纪腐败官员因网络举报落马后，近期又有人士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地方高层官员，引发更为强烈的关注。
观察家们指出，互联网上正在掀起一股力量无可估计的反腐热浪，并倒逼反腐制度创新。
中共十八大之后，借力中央高层惩治打击腐败的决心，中国“网络反腐”多处开花，20多天之内，十多名被查官员中超过半数与网络举报有关，引发一波又一波网络围观热潮。
11月20日，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因网络举报不雅视频被曝光。11月23日被免去职务并接受立案调查。被网民称为“秒杀”。
雷政富被免职的一天后，黑龙江双城市人大代表、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孙德江被女记者网络实名举报，称受到孙要挟，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双城市纪委成立调查组调查。随后，孙德江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并被免去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职务。
几天后，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被情妇公开承诺书，山东省纪委已立案调查。
12月1日，广东顺德公安局副局长周锡开被网民举报称，周有价值上亿的住宅及商铺，纪委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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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举报，借助网络力量形成舆论压力，司法跟进调查、挖出贪官，这一新型反腐模式近段时间里“打倒”一批贪官，似乎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反腐生力军，腐败官员闻之色变。
如火如荼的网络反腐正倒逼中国反腐机制创新。
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说，针对近期出现的“房叔”事件，广州市纪委监察局正着手整合公安、工商、国土房管、税务等部门信息资源，建设腐败信息快速发现系统。
梅河清说，利用信息共享平台，加强数据的智能比对和筛查功能建设，从中发现反腐工作线索，让“房叔”们无处遁形。
此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试点工作也已经在广东开展。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说，广东省纪委分别在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各选择一个县和一个区，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工作。
黄先耀说，广东还将从2013年起推行考察对象廉政报告制度。考察对象在接受组织考察时，要如实填报个人家庭财产、投资经商、廉洁从政等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在谈话对象中公开。“只要发现有不如实申报问题的，一律先停职再调查。”
这个省的珠海横琴今年还成立了全国首个集纪检、监察、反贪、审计为一体的廉政办公室。黄先耀说，设立廉政办，将更好地整合基层相关部门职能，凝聚反腐倡廉工作力量，形成“一个平台办公，多双手抓落实”的“一体化”防治腐败新格局。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教授张紧跟说，连续发生的数起“网络反腐”事件，说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热情高涨。只有把反腐工作的关口前移，通过官员财产公示、推进政务公开、健全反腐立法等制度建设，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才能避免因为腐败导致“人亡政息”。
一些省市正在探索建立法治渠道，规范网络反腐举报，用法律武器保护网络“报料人”，而恶意、不实的举报也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安徽省各级政府则正在从简政、放权、让利入手，推进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以限制公权力，防止权力寻租。
“近年来很多网络曝光的腐败案件归结到一点，就是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因此，反腐败的核心还要在‘防’字上大做文章，实现从被动反腐到主动防腐的转变。”安徽省委党校教授郝欣富说。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吴辉指出，网络反腐是公民参与反腐直接的、有效的重要途径，政府与网民形成了良性互动。但是不可否认，它只是制度反腐的一种补充。
已经有社会舆论反思，网络举报鱼龙混杂，虚假信息容易误伤当事人，有时更会出现偏离法制轨道的“民意审判”，影响司法公正。同时网络举报往往以“二奶”、“小三”、“内斗”等内容开道，伴有利益纠葛，甚至恶意攻击，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反腐的严肃性。
安徽省社会学家王开玉指出，必须看到，网络举报热的背后，暴露出目前举报机制不健全、举报渠道不畅通、“举报成本”太高昂等体制机制问题。
专家们普遍认为，网络反腐尽管具有“神奇”的力量，但不应成为反腐常态。中国的反腐重任更不应依靠“运动式反腐”来实现。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协同发力，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其中制度反腐仍然需要发挥主力作用。
吴辉建议反腐制度法治化，包括制定法律保障对举报线索限时回应以及举报人安全；颁布行政程序法，规范整个公权力运作程序，包括一把手决策程序，以预防腐败。
“省以下分散到各个条块和系统中的反腐机构应该重新整合，每一级政府保留一个机构，受省级政府垂直管理，保持完全独立性，以提高反腐工作的效率。”王开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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