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要看到，眼下不仅国际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市场也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从国际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消费一蹶不振，企业投资意愿下降，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美国失业率近期虽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其房产价格虽局部回升，但整个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走出经济困境尚面临诸多制约。尤其是欧债危机仍处于高危阶段，甚至会向更多成员国蔓延，并加剧银行业危机，有可能导致欧元区出现财政金融风险与经济衰退恶性循环的局面。世界经济复苏的艰难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预示着未来一两年难以重现强劲增长。受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全球贸易环境继续恶化，外需疲软渐呈常态，保护主义纷纷抬头，经贸摩擦将此起彼伏且进入高峰期。近年来，发达国家被迫改变负债和过度消费的模式，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促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新兴市场国家则开始更多地转向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这边欲多出，那厢要少进，由此导致世界贸易增长的原有动力不断减弱。美国、欧盟、东盟和日本是我国最大的几个贸易伙伴，其进出口低迷甚至下滑的态势将对我国未来外贸增长造成较大影响。过去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超过20%，今后几年不仅难以保持这样高的增幅，连实现10%以上的增长也会相当艰难。
从国内看，近些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直接推动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人们在物质需求继续提高的同时，对文化、环境的需求明显增加，尤其是对洁净的水、清新空气等生态产品的需求更加迫切；在对一般商品需求增强的同时，对公共产品、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在满足消费数量的同时，对消费质量和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比较典型的是，绿色产品、保健产品和服务产品等广受欢迎，旅游消费、文化消费和通信消费等增长加快，而住和行等方面的消费增长逐渐放慢，房地产和汽车的市场需求及销量随之减缓，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亦明显减弱，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日益突出。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和消费升级加快，国内市场需求必将出现更多的变化。专家预测，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将释放出64万亿元的购买力，这既是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也是一种充满变化、能不断催促产业优化升级的市场需求。
从供给方面分析，曾经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传统要素，其供求关系已发生较大变化，价格持续上升，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减弱。近年来，土地、矿产等资源供给日趋紧张，劳动力成本上涨较快，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招工难”、“用工荒”。与此同时，环境约束强化，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水、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固体废料、汽车尾气、重金属等污染持续增加，环境方面的突出事件也在增多。
国内外市场和供给方面的这一系列重要变化，客观上要求我国产业结构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其中，消费需求不仅决定着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而且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强制性力量。不符合消费需求的产品就要被市场淘汰，其生产能力难免出现过剩。从这个意义上讲，能不能针对国际市场的变化加快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能不能依据国内市场的新变化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新情况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我们许多行业和企业都面临着重要考验。
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明确要求及工作重点，强调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后劲。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立足点”、“四个着力”和“五个更多”的要求，针对性和指导性都很强，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并且认真贯彻落实到经济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一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要以扩大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为重点，大力支持和鼓励企业出口从传统的生产成本优势向技术、品牌、质量为核心的新优势转化，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跨越。前些时候，中国北车集团向巴西出口了240辆电动车组，用于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中国企业瞄准新兴经济体的市场需求，在带动国内高端产品出口的同时，也为稳定外需探寻了新路。长远地看，我们还要进一步提高外贸转型的内生动力，推动企业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拓展，促进文化、技术、软件和信息服务、商贸流通等新兴服务出口。
二是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投资与消费失衡，是长期困扰我国发展的难题之一。我们所说的内需不足，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消费需求不足。因此，必须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在提高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特别是开辟新的消费增长点等方面下功夫。曾经有过的“家电热”，继而出现的“汽车热”和“购房热”，对经济增长都起到过明显的拉动作用，只是它们的热度眼下都在减退，迫切需要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并建立可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今后，要以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为重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切实解决差距较大问题，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要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积极拓展新型领域，培育形成服务业新的增长点。今年前11个月,阿里巴巴公司旗下“淘宝”和“天猫”的网络销售总交易额突破1万亿元，还创造了1天191亿元的惊人业绩。对传统百货零售业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充分表明了商业模式创新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大带动作用。我们还要进一步推行现代流通方式，鼓励商业模式创新，促进便利消费、实惠消费、热点消费，为扩大消费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三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工业、农业、服务业都面临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因此，十分需要增强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自觉性，强化需求导向，努力使产业发展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近几年外部市场不景气，内部产能严重过剩，再加上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抬高，企业先后陷入困境。然而，一些早作调整的企业却实现了逆势而上，山东的一家纺织企业去年还进入了世界500强。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并非“夕阳产业”，环境越恶劣，转型升级的动力也越强，越有助于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需要加强统筹规划，集中力量突破高端装备、系统软件、关键材料等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提升关键零部件、制造装备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需要面向未来发展和全球竞争，建立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基地，促进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
值得强调的是，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我们还必须努力抢占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制高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既具有传统意义上周期性危机的特征，又更多地表现出结构性危机的特点。危机在严重冲击世界经济特别是伤害传统产业的同时，也在加快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近段时间，许多国家不仅推出宽松货币政策，而且普遍加快结构调整步伐，积极打造具有强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经济结构，以此争取早日摆脱危机影响，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比如，美国推出“再工业化战略”，欧洲推出“2020战略”，日本推出“重生战略”，俄罗斯推出“创新俄罗斯—2020”，等等。目前，围绕新能源、生命科学、空间和海洋开发的技术创新更加密集，以新技术突破为支撑的产业变革呈现加速态势。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发展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力图占得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先机；发展中国家也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加速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谋求实现跨越式发展。
针对上述种种科技创新发展的新动向，我们要积极抢占制高点，就应特别重视发展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目前，能够延长人类寿命和医治重大疾病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技术、基因治疗与细胞治疗技术，以及生物农业技术等，都孕育着重大突破。生物产业不但逐渐显现出跨越式发展的迹象，不断从生物医药、生物农业向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等领域拓展，而且以30%左右的年增长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门类。科学界普遍认为，生物技术的突破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将极大改变人类的命运，并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人口、粮食、环境、能源等重大问题，进而引领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今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为临床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突破，将使得人体器官的培植和移植像生产更换机器零件一样方便，产业化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加快生物产业发展，决胜生物技术，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战略重点。如美国将生物与医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生长点，每年生物技术研究开发费用仅次于军事科学，他们只有一个硅谷，生物谷却有5个。我国生物技术总体上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局部领域已达世界先进水平，生物产业也初具规模，目前更需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新的估量与超前布局，努力赢得先机，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三、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但发展必须转变，转变必须改革。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加以推进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也才能全面实现“两个翻一番”。
不过，在世情和国情已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继续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呢？
其一，发展必须转变，转变必须改革。多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过去那种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的增长格局，已经难以为继；“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也已经到了非转不可的时候。只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实现“两个翻一番”。近几年，转变发展方式虽已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发展过多依靠投资拉动等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约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弊端还没有消除。例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与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缺位并存；财税体制对转变发展方式的激励约束和导向作用不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等等。实践证明，没有体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只有抓住制约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症结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导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根本转变。30多年来我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现在转方式、促发展仍要靠改革开放。
其二，整体渐进与局部突破相结合，推动改革不断深化。目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难度和复杂性明显加大。例如，改革越来越多触及现有利益格局，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的重大改革阻力往往较大；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协调各方面利益和达成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的难度越来越大；社会各方面利益意识增强，共享改革成果的愿望强烈，改革的诉求与期待增多。为此，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还要调整利益格局。既要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又要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从而更好地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专家分析认为，过去30年我国经济保持10%左右的平均增幅有两大因素，一是人口“红利”，二是改革“红利”。今后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对改革“红利”的要求相应更高。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新形势下如何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在“五位一体”的部署中，已明确提出深化改革开放的主攻方向和目标。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搞好顶层设计，把整体渐进与局部突破结合起来，及时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
第一，试点地区要当好改革“先遣队”。国务院已批准的11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应认真总结经验，科学评估风险，继续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两型”社会、推动新型工业化、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财税金融体系等方面积极探索，当好改革实验的“侦察兵”、“先遣队”，为改革攻坚提供新鲜经验和实践标杆。
第二，抓住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和战略制高点，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改善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
第三，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以既讲效率、又讲公平为立足点，完善初次分配体制，加快健全再分配机制，鼓励人们通过劳动和智慧获得应有报酬，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需要突出重点，循序渐进，采取有效措施，创新体制机制，把调整预期利益与调整既得利益、调节增量与调节存量结合起来，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财政是国家调控经济、调配资源的基础，要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实施好结构性减税措施，减轻纳税人不合理负担，推动税制完善和结构优化，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要把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把完善金融监管与推动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货币、保险等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积极培育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稳步推进金融开放。
第五，营造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优胜劣汰机制，增强企业活力。要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有形和无形壁垒，放宽市场准入，规范市场秩序，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和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实现“两个翻一番”的艰巨任务，下一阶段经济工作既有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也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我们宁可把困难估计得重一些、影响的时间估计得长一些、把工作准备得充分些，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回顾我们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的历史，从来没有什么一帆风顺、天降奇迹的所谓机遇，任何重大机遇的创造与获得，都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应对危机、成功转化危机而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任重而道远，我们既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下决心改进工作作风，真抓实干，又要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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