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与红绿灯无关。”近期，被网友广为调侃的“中国式过马路”充斥着各大网络，国民的素质和安全意识被广泛讨论。为此，各地政府纷纷采取措施，遏制这一现象的蔓延，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开始加大对行人过马路闯红灯的查处力度。加强执法处罚虽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这是否是长久之计？诚然，造成“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原因与国民素质有很大关系，但政府在改善交通环境、改进道路管理方式上是否也应多下功夫？
专家认为，加大处罚力度只是解决途径之一，应深层次分析原因，多管齐下，寻求从根本上解决的方法。
众人都走了车也停了我为何不走
在网友对“中国式过马路”的众多议论中，从众心理被认为是出现“中国式过马路”最直接的原因。“看到别人都走，而自己傻站在原地好像很没面子”大多数人如此想。为实地调查闯红灯者的心态，12月18日早上7点半，《法制日报》记者来到了北京市平安里西大街与葵花街的交叉路口。
由于黄城根小学地处葵花街，每到上学、放学期间就会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穿过平安里西大街，而小学上下课的时间段往往又是车流的高峰期，因此工作日的这两个时段这里就显得特别的拥堵。
记者在该路口观察的半小时里，看到不少行人仍然视红灯为虚设，特别当东西走向直行的信号灯变红，南北转向灯仍为绿的时候，许多行人已经按捺不住，如由北往南的行人已穿过了半条马路(由东往西直行的车已经停驶候灯，为这一穿行提供了条件)，许多行人见转向车车速稍慢便蜂拥而过，造成转向车道的拥堵。并且不少行人是带着小孩一同闯过了仍然亮着的行人红灯。
“因为别人走了，车被迫停了，我才走的。”一位白领模样的年轻人面对记者的采访虽面带羞愧，但嘴上仍辩解道。
“有时一个左转的绿灯只能通过两三辆车，行人都在旁边候着呢，提速稍慢便被他们加塞，你也没法强行通过，按喇叭也无济于事。”一位常从此过的司机对记者说。
记者随机又采访了几位路人，他们毫不隐晦地表示都有过闯红灯的经历，虽然知道这是不对的，也曾经坚持过几次不随大流，但最后没有坚持下去。而理由几乎相同：“前面已经很多人闯了，车也被逼停了，再不走有点浪费。”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教授认为，“中国式过马路”反应了人们的一种从众心理、中国传统的法不责众的个人心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叫责任扩散或责任分担，因为不是单独的个人在做这件事情，大家都在这么做，单个人无非就是跟着大家做，所以即便所做的事是违法的也不会感到有太多的罪恶感、罪责感，没有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闯红灯暗含公众焦虑与矛盾对抗
“看似一个简单过马路问题，其实包含着道德转型期、社会压力状况、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对立冲突等方面的问题。”马皑说。
马皑介绍，中国目前人治社会的影响大于法治社会的约束，现实中人们的行为更多的是靠人的影响，而忽略了法治社会的规则意识。平时大家更尊崇的是权威、是人治社会中人的管理，而法治精神则常常被撇到一边。“中国式过马路”有一个特点，即大家都知道该行为是违法的，是法律明令禁止的。但人们并没有把这种“知道”内化为自己主观上的需求和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量，而是忽略这种规则对人的制约。
“如果你的领导在你过马路的时候在对面看着，估计你是不会去闯红灯的，我们特别在乎人治对我们的影响，而不在乎法治的约束。”马皑举例。
“‘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存在还与社会资源有限，而竞争无限的状况有关。”马皑说，“中国式过马路”体现了公民的焦虑感，这是由社会竞争和不稳定造成的。
马皑分析，上述提到的“稳定”，是指社会提供给大家一个能够预期的满足，比如说社会保障，即便自己没有了工作，靠政府的失业金也能够活下去，如果没有这一预期，人们的焦虑感就会增强。社会的巨大竞争压力也使得这种焦虑感在大城市普遍存在，比如纽约，一样存在不守规则过马路的情况，原因就是公众普遍的焦虑感。在我国，公民的焦虑感普遍很强，比如让有手机的人关掉手机，这些人就会无所适从，总担心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原因是，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许多人都会有所担心，如公司明天会不会裁员。在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的焦虑状态下，人们就容易产生不遵守规则、破坏规则的行为。
马皑认为，“中国式过马路”还潜含着这样的社会矛盾，即屌丝和精英的对抗。目前中国的两极分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身份的分化，行人往往把开车的人，当成权威的象征或者既得利益者的象征。开车的是有钱人，走路的只是普通人，这种情绪在过马路的时候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单个人在过马路的时候，肯定不敢硬闯，因为这是典型的弱和强的对抗，鸡蛋碰石头；当会集成了一帮人，即达到能抱团取暖的小群体的时候，就敢于和强者抗衡，“你开车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敢轧我吗？”
道路管理设施应更科学更人性化
在“中国式过马路”这一话题的讨论当中，除了对公众自身素质的质疑外，不少人也对当前政府对道路交通的管理方式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在一些大中城市，随着人口和汽车的增多，管理难度的加大，这一问题也愈加突出。
据了解，一些地方的红绿灯设置很不合理，留给行人的时间不足以以正常的步行速度穿过马路；一些人流相对集中的地方，没有架起过街天桥或开辟地下通道，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普遍存在。
比如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其周边汇集了鼎好、海龙、科贸、太平洋等多家电子商城，加上附近高校云集，地面公交线路密集，多年来，这一地区由于行人繁多，与机动车、非机动车抢行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交通秩序混乱。而这些现象在今年1月初人行过街天桥的建成使用后得到了极大改观，行人不再与车辆争道、闯红灯的现象几乎绝迹，交通也随之顺畅了许多。
“‘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存在，有中国城市的特色在其中——人多车多，因此光靠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认为，现在的城市在规划上不够科学和人性化，如地下通道设置少，很远才会有一个路口，这些必然会导致某一路口人流集中，影响通行率。所以在加大处罚措施的同时，应该强调政府在管理上的精细化和人性化，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要做到兼顾汽车和行人的通行，使其更合乎人性。
马皑认为，政府在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建设方面必须有所作为，要根据科学的原理测算行人过马路所需的时间及正常人能忍受等待的时间临界值，然后应当根据这些科学测定，比照这一路口的车流量来人性化的设置红绿灯时长，而不能一刀切。“对红绿灯时长的掌控完全可以做到更加的人性化，既兼顾人的焦虑感、需求，又兼顾安全和汽车的路权。”马皑强调。
新华社资深评论员南辰认为，对“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改观应该在技术层面多下功夫。“我关注到香港的红绿灯，其设置比内地更人性化。首先步行者在一个红绿灯的时间之内，应该是能通过，或者能达到中间的安全岛。然后它会伴有一种声音提示，这个声音提示本身是为盲人朋友服务的，但是它对正常人也起到了一种心理暗示的作用。当绿灯快结束的时候，响声会越来越紧促，逼着你的步伐越来越快。”南辰说。
权力者加塞成为破坏公序坏榜样
“要解决‘中国式过马路’的问题，首先权力者，如执法人员、司法人员要带头遵守社会规范。”马皑分析，中国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加塞，本来社会是有序的发展，公平、正义，每个人都按照既定的程序、方法行事，一旦有特权者、权力者在其中加塞插队，就破坏了整个社会规则，规则也就形同虚设。老百姓在看到军车、警车等特权车横冲直撞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为自己闯红灯的行为感到不好意思，因为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所以中国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执法人员、司法人员等权力者带头遵守规则，这一规则不仅仅是道路上的规则，也包括其他方面的规则。”马皑强调。
“还要通过各种教育方法，让小孩从小就树立规范意识，将违法视作为一种耻辱而不能视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马皑说，守法应成为每个人的底线，不管红绿灯时间设置的长短是否合理，规则就是规定了红灯停绿灯行，那么我们就必须很严格地去遵守。这一意识的培养，处在道德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马皑还建议，媒体要多宣传一些因为闯红灯而导致个人成本扩大的事例，比如以闯红灯的方式过马路被撞伤了，获得的赔偿远远低于正常过马路时被撞伤的赔偿。让大家知道，“中国式过马路”有道德上的风险、法律上的风险以及自己人身损害方面的风险，促成行人自觉自律。
南辰认为，在法治方面，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来说，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交通安全法规是必须遵守的行为底线，是最低要求、刚性要求。南辰介绍，在对行人闯红灯的执法上，一些地方开始试验新的处罚方式，比如对凑堆过马路的行人只处罚前两名或三名、让闯红灯者与交警一块做劝导员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从长远看，还是要在教育上下功夫。”南辰说，教育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就接受交通文明的教育，同时家长也应灌输这样的意识并以身作则。
“积极倡导交通文明的建设，毫不松懈地抓住交通文明问题，让抢行的焦虑少一些，礼让的淡定多一些，占小便宜的心态少一些，注重安全的心态强一些，这样才能摆脱目前‘中国式’的尴尬而在将来成为文明交通的代言词。”南辰最后说。(记者 李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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