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洋的书房里摆放着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黄洋生前照。
@“等案子了了，我们就带儿子回家。”在儿子去世之前，从未离开过自贡的黄妈妈昨日道出了压抑在心中半年的心愿。
11月25日，作为“复旦投毒案”受害者的父亲，黄国强一家第5次从自贡来到上海这座陌生又熟悉的城市，从4月16日离开儿子那天起，黄国强夫妇就沉浸在丧子之痛中，大半年时间里，他们的生活轨迹只有一个——为儿子讨回公道。
更新儿子微博：想念你，我的好儿子
11月的自贡荣县，阴雨天气绵延不断，随处都能感受到深秋的阴冷，而黄国强家，坐落于自贡荣县北街深巷的这幢红砖居民楼里，更是难得透进一丝阳光，黄国强的心情也随着阴沉沉的天气一起失落，“以前还可以盼着儿子放假回来，就算深夜去接他也会觉得很幸福。”黄国强叹了一口气，因为他再也无法等到儿子的电话，等到走廊里熟悉的脚步声，他只能在思念儿子的时候，拿出儿子的手机，登录他的博客，或者翻阅一下以往的信件。
3月13日，黄洋在自己的新浪微博发出了最后一条微博，4月16日就因饮水机被投毒而中毒身亡。4月30日，他的微博却再次更新，更新微博的人是黄国强。
“二十八年的艰苦历程，三十五天的撕心裂肺，你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显现。想念你，我的好儿子。”5月19日，黄国强再次更新微博，这个现实里不懂表达的父亲，只能在网络上多次抒发思念。
9月15日，司法机关对黄洋的遗体进行第二次尸检，黄洋的父亲又一次看到千疮百孔的儿子，他嘶喊着，差点昏厥过去。10月5日，黄国强又去殡仪馆看了一次儿子，10多天后，这位父亲更新微博称“5号到殡仪馆去看黄洋已经变得我都不能认识了。在我心中健康阳光的儿子在哪儿去了。我的心里在流血！”
“等案子结了我就把黄洋火化，然后把他带回荣县，找个公墓安顿好。在外面漂泊了这么长时间，也该回家了。以后我们经常去看看他。”泪水在黄国强的眼眶里转，但没有掉下来。
儿子的房间一直没有动过
黄洋走了以后，黄国强一直没有动过儿子的房间，连床铺都没有换，还保持着黄洋春节回家时住过的样子。“看到每一样东西，都想到儿子。”黄妈妈说，今年三八节，黄洋从上海给她寄去一件墨绿色羽绒服。“她知道我怕冷，我还笑他，说三月份哪有穿羽绒服的，等天冷了再穿吧。”可惜，黄妈妈说她再舍不得穿穿这件羽绒股了，这是儿子留给她最后的礼物，得好好留着。黄妈妈说，她从荣县走之前还把羽绒服拿出来看了一遍，贴在身上比划了半天，“他又没量过，竟然买得这么合身。”黄国强说。
失去儿子的打击，让这对年近六旬的夫妇深居简出，甚至连黄国强姐姐家都很少去。“黄洋的奶奶还在，每天都在念叨黄洋，说她的孙儿就要回来见她了。”黄国强的姐姐黄姿蓉说，黄洋的奶奶得了老年痴呆，已经认不出黄国强夫妇了，但老人始终念叨着黄洋，这总是会让黄国强心里不好受。
每天待在家里，一道菜要吃几顿，屋里的电视机成了黄国强唯一的消遣方式，一天要看好几个频道。“主要是转一下注意力”。黄洋的母亲杨国华则是在家里做家务，面积不大的屋子虽然家具陈旧，却显得整洁。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中药味，家里的一口锅，都染上了一层黄褐色。从上海回来，黄国强就一直口苦、口干，县城里的一位医生告诉他，这是因为怄气引起的，给他开了几副中药，他一直在坚持吃。在吃饭的时候，黄国强的手偶尔还会不由自主地哆嗦，他告诉华西城市读本记者，以前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杨国华由于一直就有胃病，回来过后药也一直没停过。
出发前夜
给黄洋同学带上家乡特产
11月24日，已经是晚上10点，黄家的灯还亮着，屋内传出撕扯透明胶带的清脆声，黄国强把一个绿色的口袋又缠了一遍，袋子里面装了一些家乡的香肠、腊肉，还有杨国华亲手做的兔头，这是荣县几乎家家都会的手艺。
这些自贡的特产是带给黄洋同学的，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告诉华西城市读本记者，在那段独在异乡难熬的日子里，黄洋的很多同学、老师、自贡的四川同乡以及一些好心的社会人士都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在第三次到上海时，黄洋的一位同学还让黄国强住到了他们家中，方便照顾。这些帮助总让黄家人铭记于心。
11月25日早上7点，一家人就吃过了早饭，到自贡搭乘去往重庆的客车，在车站，黄国强两只手拖着沉甸甸的行李弯腰前行，而一旁提着两个口袋的杨国华也佝偻着腰，步履蹒跚。随行的还有黄洋的大姨。
夫妇俩买的位置在客车第一排，尽管自贡到重庆每天的乘客并不多，他们还是提前一天就定了座，刚上大巴车，杨国华就开始晕车、呕吐……在儿子出事之前，杨国华还没有离开过自贡。汽车发动的时候，一家人不停地向前来送行的华西城市读本记者挥手作别。
目前，针对这起投毒案的作案动机、案发过程、毒品来源诸多方面，坊间争议颇多。今日的庭审让这些疑点有望最终水落石出。
离开儿子的日子
黄家人4次往返自贡上海
第一次
追问毒药来源
从黄洋去世，黄国强一家在上海待了一个多月，直到5月15日才回荣县。“事发后复旦的一个副书记还来安慰了我们，问我们要提啥子要求。”处在悲痛中的黄国强一心只想给黄洋讨个说法，之后黄国强和律师就和校方交涉了几次。“等到5月2日，复旦又推卸责任说他们三年都没进这个药(N-二甲基亚硝胺)，也没得这个药的，就说这个药是哪里来的他们也不晓得，现在都不承认”。
第二次
与复旦商议黄洋后事
5月28日黄国强第二次到上海，就解决黄洋后事和复旦连续谈了6次，没有达成共识。“他们说要等开庭，有好大责任承担好大责任。”黄国强说，到6月10日，复旦说黄洋表现比较优秀，就给5万块钱。另外就说黄洋住院用了27万多，医保报了20万，还有7万块钱校方出。“另外黄洋上学当时助学贷款4万5也出了，并免去我们在上海的旅馆费和吃的费用共3万3千元”。黄国强一家当时没有接受这个条件，他说，到了6月12日端午节这天，复旦就没有给他们出旅馆费了，喊旅馆把房间退给校方，黄家人当时就在外面租房子住，一些亲戚先后回到了荣县。
后来，黄洋的消息不小心被家人说漏嘴，让他外公听到了，本来就生病的老人气得吐血，黄家人在7月22日回了四川，照顾老人。
第三次
询问案件进展
8月中旬，黄国强第三次到上海，这次就他一个人，看看案子有没有进展，住了一个多星期，这一周，他三天两头就跑去上海市公安局、黄埔检察院询问案情。
第四次
等待尸检结果
9月15日黄国强第4次到上海，因为检察院说要进行第二次尸检，“检察院说尸检要等一个多星期，我等到结果才回的荣县”。回到荣县后，58岁的黄国强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11月25日，黄国强第五次踏上了去上海的旅程，这位父亲称，“想通过庭审了解真相，将凶手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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