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10点，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内，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举行。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共授奖10位科技专家和313项成果。
昨天的这场面，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场明星的红毯秀，来自航空航天、农业、计算机、医学等方面的国内优秀的科学家，云集人民大会堂。
体现原始创新能力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连续三年空缺，从2000年至今总计空缺了九次，今年“名花有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等人完成的“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确立了铁基超导体是新一类的非常规超导体，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世界范围内新一轮探索和研究铁基高温超导体的热潮，荣获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国家科学进步奖奖励一大批在我国科学技术活动中作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青藏铁路”等获奖成果举世瞩目。浙江省获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名。
昨日早上9点，本报记者受邀进入人民大会堂，跟随科学家们的脚步，现场直击颁奖过程。
人民大会堂内，红毯早已铺就，来自全国的科学家汇集，涌入中国科技进步奖颁奖大会的现场。有的身着戎装，有的穿戴着少数民族服饰，微笑，招手，信步走来，几乎所有人都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兴奋。
巨大壁画“报春图”前，科学家们相约留影，举目望去，都是手机高举，发出“咔嚓”“咔嚓”的拍照声音。
这是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科技发展奖励大会，能够在这里占一席之地，绝对是科学研究的“人中龙凤”。
他们当中，有些是在冷板凳上钻研了几十年的院士、教授，穷一生精力攻克某领域的难题；有些是青年才俊，凭借对科研的执着和热爱，在高新领域中创新出彩。
在上台领奖的科学家中，一位身着橘红上衣的女科学家，在一众黑灰西装中尤其显眼出跳。她是浙大一院的李兰娟院士，虽然领奖前一晚仍工作到深夜，看上去却神采奕奕。
不少科学家，被来自各地的科学粉丝包围“求合影”，那场面，可以用狂热形容。
“照一张！”“照一张！”这些平时埋头科研，不谙世事不懂时尚的教授学者，此时也与红毯名星一样，享受聚光灯追聚的瞬间，留下科学带来的美妙此刻。
这些科学家研究的领域，或许我们不懂，但与我们都有着不同的联系。
记者现场采访的几位获奖科学家，浙江大学附属一院李兰娟院士的“人工肝”研究，如今已经在全国31个省推广，累计为肝衰竭患者应用10万例次，急性、亚急性重型肝炎病死率，由88.1%显著降至21.1%，慢性重型肝炎病死率由84.6%显著降至56.6%。
也有科学家研究石油与海洋，一套完善的监测系统，可以见微知著，捕捉到零星的海洋溢油，作出预警，保护海洋，让我们吃上不被污染的海鲜。
除了这些，也有平时司空见惯的现象，被科学家揭示出科学意义。就像浙江大学医学院沈华浩教授此次获奖的“胸闷变异性哮喘”，正如很多人见过苹果落地，却只有牛顿由此发现万有引力一样，是于日常现象中挖掘出的科学深井。
记者了解到，2013年度的科学技术奖，经过了“减负”和塑身，鼓励自主创新成果和重大的发明创造。与2011年相比，2013年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三大奖项总数减少61项，特别是科技进步奖，从2011年的283项减少到今年的188项，成为2000年以来科技进步奖最少的一年。
2013年度，获奖项目主要完成人的平均年龄46.6岁，其中自然奖45.9岁，发明奖45.7岁，进步奖47岁。
2013年首次专门为40岁以下青年学者主持完成的基础研究项目开辟“绿色通道”，获此奖项的北京大学施章杰教授，今年只有39岁，团队平均年龄34.4岁。
“张着急”张存浩
一次次改行，追寻科学报国梦想
张存浩，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已有86岁高龄，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我国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我国多个领域取得成就，可以说多次“转行”：他曾在山沟里研究火箭推进剂，也钻研激光化学研究。就因为搞科研心情急迫，还曾经得了“张着急”的绰号。
昨日，张存浩代表获奖科学家发言，虽然满头银发，但中气十足，讲话字正腔圆。不禁使人感叹：科学真使人年轻！
张存浩院士语重心长，更像一位长者的人生感悟。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从美国回到祖国怀抱，与许多海外回国学者和国内学者一样，共同追寻科学报国的梦想。”
在长期从事化学激光、分子反应动力等领域研究中，他跟同事们一道解决了若干科学难题，使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张存浩1928年生于天津，1947年获得中央大学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48年赴美，先入爱阿华州大学，后转入密西根大学，张存浩本应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然而，1950年，他刚刚获得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的时候，朝鲜战争打响了。
面对紧张的中美关系，张存浩不得不重新权衡自己的留学计划。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回到当时条件还十分艰苦的祖国。
1951年春天，张存浩谢绝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4所京区高校和研究所的邀请，辞别了家人，来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正式开始了他报效祖国的科研人生。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激化，迫使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技术。张存浩又迅速转向火箭推进剂的研究。
回首当年，张存浩说：“搞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还难，主要是一无所有。资料、仪器、设备样样都缺，光谱仪、示波器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全新的前沿高技术，以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和科研条件来搞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很大，而这项工作又需要集成多个学科的知识。对张存浩来说，意味着又一次“改行”。
“回国后，做了这么多任务性科研，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科学兴趣？”面对记者的提问，张存浩坚定而从容：“从青年时代起，为自己树立的最大科研人生理想，就是报国。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张存浩认为科学是一个充满惊奇与惊喜的世界，闲暇时间他喜欢唱歌、散步，更多的时间则还是在看书学习。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有激情的人。
“核司令”程开甲
西迁时的浙大，赋予他奉献的热情
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另外一位获得者，核武器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老先生，今年96岁了，跟浙江颇有渊源：1933年，程老先生毕业于浙江嘉兴秀州中学，程老先生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两所大学同时向程开甲发出了录取通知书。由于浙江大学给予程开甲的是对个别优秀考生的公费生奖励，于是程开甲最终选择了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
程老先生1941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曾任教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程老先生是一名低调、执着的学术人，为了核武器研究，他把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时光献给了茫茫戈壁。他对于科研的这种奉献热情，最初就来自当年的浙大物理系。
在《浙江大学在遵义》(1990年出版)一书中，收录了一篇程开甲、胡济民(北大物理系教授)、周志成(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三位先生(均为40年代从浙大物理系毕业)共同撰写的《遵湄时期的浙大物理系》中，回忆了浙江大学西迁时期物理系在困难中壮大的故事。字里行间，可以读到程开甲当时成长的环境，和老师束星北、王淦昌的故事。
在程老先生和同学的印象中，当年的浙江大学物理系是冷门专业，但是系里的老师，将自己对物理这门学问的尊重，言传身教给学生，什么是科学学者的风范。
到抗战前夕，和国内的各大学相比，浙大物理系有了胡刚复、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王淦昌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教授阵营，有相当充实的实验设备，也有相当完善的图书杂志……从1937年8月到1940年2月迁入贵州为止，两年半内、浙大一迁再迁，物理系师生忙于安全地转移仪器和图书，从杭州到贵州2600公里，一根玻管未损，一个零件未丢。空袭时，王淦昌教授担心仅有的一克镭被毁，都是将它揣在怀里进防空岩洞。
物理系就是以这样的精神，保全了图书设备。
当年物理系的老师，在课堂上总是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无保留地奉献给学生，并指出哪些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鼓励学生向难点突进。
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程开甲回母校为师生做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就安排在第7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教室很快就坐满了，后到的同学就站着。到王淦昌先生自己赶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了。全场听众都为王先生的到来鼓掌，有老师从另外教室搬了椅子来给王先生坐，他完整地听完了这场他的学生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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