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小的教室里，吉觉阿呷帮低年级学生削铅笔。 本报记者 张文摄
吉觉阿呷的家。 本报记者 张文摄
“打工跟在家不一样吗？都是做事”
门外的大风不时地裹挟着黄沙呼啸而过，吉觉阿呷(化名)仔细地将上衣最上面的纽扣扣好，然后便背着背篓出了门。
回到村里已近一周，跟出去打工前相比，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在家哪一天不是这个样子，喂猪、洗衣服、生火做饭、背起背篓去找柴。”吉觉阿呷自顾自抱怨着，突然问记者：“在外头打工跟在家哪里不一样？都是做事。”
十几天前，因被怀疑是童工，吉觉阿呷和72名彝族同伴被大巴车从深圳送回凉山。
吉觉阿呷今年14岁，在家里的4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在去年6月便去了广东，一起出去的还有16岁的姐姐。
吉觉阿呷告诉记者，她是去年11月后才出去的，但没想到刚在深圳工作几天，1月2日就被送回了村里。她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被送回来，“过了新年我就出去挣钱了，反正有妈妈看着两个弟弟。想不到这么快被送回来。”
有村民告诉记者，彝族新年是在每年阳历的11月中下旬，新年结束后辍学在家的孩子就会陆续出去打工挣钱。小学没毕业就辍学的吉觉阿呷算是打工的孩子里比较“有经验”的，她告诉记者，深圳的很多工厂她都待过，“绕线、装箱、打包，我都会！老板说我能干呢！”她的语调中透着几分自豪。
吉觉阿呷的母亲马卡阿莎介绍，“老板”指的是带孩子们出去打工的工头，据说是邻乡的，名字叫克巴。“每当克巴来找工人，娃们都很乐意跟他走。”马卡阿莎说，村里好几个孩子每年都跟克巴外出打工。
为什么不念书？马卡阿莎的回答很简单：“念书费钱，女娃儿认几个汉字能说点汉话就行了。”
她跟记者算了一笔账：国家免了学费，但每学期起码一两百元的杂费，到村小走山路起码要一个半小时，如果念寄宿制的中心校，即使住宿免费，每个月也需要一百元左右的生活费。“4个一起念书，家里确实供不起，不如让两个女娃给家里帮帮忙。”马卡阿莎说。
“过节和来客时才吃点腊肉”
傍晚时分，吉觉阿呷背着一筐干柴回来了。“冬天冷，要烧火塘烤火，还要煮饭煮猪食，我在家每天都去多找一些。”她一边说着一边吃力地把背篓从身上卸下放到墙角。记者走过去一掂量，这筐柴少说有20来斤。
“阿呷最勤快，等到2月初种土豆，她也能帮忙开犁。”马卡阿莎告诉记者，这里的村民基本都种土豆，“8月收获时，100斤一筐，每亩能收30多筐，只可惜卖不起价。”马卡阿莎说，这里路不好，汽车开不进，只能等附近乡镇赶集时用马驮几筐去卖，但却连8毛钱一斤都卖不动，算上种荞麦、养猪，每年只能有万把块收入。
对于家里的生计，吉觉阿呷也很苦恼：“我打工的地方，土豆两块多一斤！我们却只能等土豆粉厂用六七角的价格收，收不走的就只有自己吃，去年收的土豆现在还剩一大堆。”她说，“地里刨不出钱，只能出去打工，现在哪家是单靠种地挣钱的？”
不知不觉到了晚饭时间，马卡阿莎留记者吃饭。主菜毫无例外是炖土豆，没有佐料，淡然无味。也许是因为记者的到来，马卡阿莎竟端出了一盘腊猪肉和圆根酸菜。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记者说，“平时家里来客少，过彝族新年的时候杀了一口猪，腌成腊肉后只是逢年过节和家里来客时才吃。”
“不要嫌土豆不好吃，种出来也不容易！等到2月开种的时候，土硬得牛都拉不动，而且要我们四五个人一起种才行。”吉觉阿呷卷起袖子，手臂上露出一道清晰的伤痕：“你看，这就是上次耕地时不小心被犁划伤的。”
“有带上百名童工的，一个月拿七八万”
尽管在将童工们从深圳接回后，凉山州当地政府已经为他们的入学提供了必要的便利，但吉觉阿呷仍然不愿去上学。“我听不懂老师讲课，去学校有什么用！”她说。
经记者好说歹说，第二天一早，吉觉阿呷答应跟记者搭村民的摩托去村小看看。村小老师吉子阿牛告诉记者，学校的两间瓦房，容纳了全校40多名学生，一二三年级一间，四五年级一间。“常有辍过学的回来读书，但很难跟上进度，甚至有十三四岁的来读三年级。”吉子阿牛说，学生们普遍缺乏汉语听说能力，数学课时他经常要用汉语讲一遍，再用彝语讲一遍。
“很多学生从小就跟着父母外出务工，虽然小孩子没人敢用，但他们在打工的地方也入不了学，成了野孩子。”聊起辍学问题，吉子阿牛叹了口气。他告诉记者，去新疆摘棉花、去广东等发达省市等都是凉山外出务工人员热衷的去向，很多孩子跟着父母出去后，在打工地不能入学，耽误了学业，年龄稍大后学业更跟不上，外出打工似乎成了最佳的选择。
“由于文化水平不足，甚至汉语都不流利，完全不能融入外面的社会，他们出去只能做一般劳动力，挣得很少，所以有的人后来又想回凉山念书。”吉子阿牛说，在凉山甚至有20多岁的六年级学生。
而受益于辍学打工的庞大人群，一种新兴职业产生了：一些在外打工多年、对劳务市场“行情”较熟悉的打工者通过组织同乡辍学学生外出打工，从中抽取费用而牟利，这些人即为“工头”。
记者辗转联系上的一位“工头”透露，广东一家工厂给童工的工资为11元/小时，加班时为12元/小时，但由于工资由他代领，他发给童工的工资一律为8元/小时，按童工每天10小时的工作时间，“工头”每天可从每名童工身上抽取至少30元。
“我知道有带过上百名的，一个月可以拿七八万。”这位“工头”坦言，他最多一次带过50多人，其中大部分在16岁以下，劳动监察部门一般都查不出来，“跟工厂或者中介公司一起造一些假的身份证号就行，广东这边这么多厂，很容易就混过去。”
另外，这位“工头”也承认，他虽然一开始都许诺带着孩子们“挣大钱”，而且童工们每月也确实拿到大概2000元左右工资，但他们却很少有人能存下什么积蓄，“都是群孩子，走出大山后好奇心重，拿了工资后请客吃饭、买这买那的，能存多少？碰到黑工头直接吃他们的钱，那更惨。”
尽管如此，吉觉阿呷还是希望能出去打工。记者给她照相时，她敏捷地躲开了。“你拍我是要上电视的吗？不要让我上电视，不然出去打工他们就不要我了。”吉觉阿呷恳求道。
(原标题：“别拍，不然出去打工他们就不要我了”(民生调查·关注深圳“童工”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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