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者，还是管理者，城管体制该如何变革？在2月22日，在2014城管执法局长新年座谈会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透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中央有关部门曾组织了对城管体制的调研，那次调研最终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了体现。
决定提出，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在此之前，很多人还在怀疑城管的旗还能打多久，现在不用怀疑了，但是，恐怕城管的思路要改变。”熊文钊说。
按照他的理解，决定提出要相对集中执法权，而目前城管则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产物，前者的内涵要超出后者。“这意味着，今后城管的思路可能要从城市管理转向社会公共秩序治理维护上。”熊文钊说。
在当天的座谈会上，来自多地的城管局长表达了同样的困惑，城管体制何时能够理顺？在他们看来，行政许可权与处罚权一直不统一，缺少城市管理法规体系。而长期以来大部分城市重地上轻地下，重形象轻民生，造成城管与社会的巨大摩擦。
与此同时，各地城管队员的身份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城管是公务员，有的地方，城管是事业编制，还有的干脆靠罚款、收费生存。
熊文钊告诉记者，中编办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150万在编的城管人，但与此同时，协管也大量存在，协管与在编城管的比例基本为1∶1。
这种不顺造成的一个社会现实是，如果城管不对违章建筑、无照经营等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执法就意味着行政不作为，但严格执法又极易引起反感，甚至引发冲突。城管打人、城管被人打的现象同时存在。
熊文钊告诉记者，曾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要求取缔城管，一些学者拿着倡议书找到他，希望他签名支持，被他拒绝。“如果没有取代的方案就不能轻易说取缔，否则，城市管理谁来做呢？”
事实上，在城管队伍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观念。2008年年初，就有多个城管局长联名呼吁要做鸽派，柔性执法，而不能做强硬的鹰派。也有的地方城管提出要更多地服务社会。
国务院原参事任玉岭也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他希望城管作出改变：从远离群众改为亲近群众，从害怕群众改为相信群众，从回避群众改为依靠群众，从管理群众改为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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