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下午，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在北京举行仪式，委托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代表该联谊会在中国聘请律师组成律师团，起诉日本三井、三菱等加害企业。
24日，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代理会长赵宗仁、副会长张山，代表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签署了委托文件。这意味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经历了漫长的“在日诉讼路”却无一胜诉之后，将在中国国内起诉日本加害企业。
二次大战末期，日本从中国抓掳了约四万多名中国人，押送到日本国内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所，从事奴隶劳动。到战争结束的不长时间里，就有近七千人被折磨致死。而战后得以返回中国的三万余名劳工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因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长期生活在痛苦之中。
已经84岁高龄的赵宗仁，是战后得以从日本回国的劳工之一。这位来自北京昌平的老人于1944年秋后被掳到日本，期间先后在日本的福岛县、长野县及北海道地区充当奴工。
1930年出生的赵宗仁被掳往日本时年仅14岁，但在当年一同被掳往日本做劳工的昌平老乡中，他并非年龄最小的那个。
“与我一同被掳到日本的148名老乡里，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最大的有69岁。”赵宗仁说，“我在日本背石头修发电厂、筛沙子、找水银矿苗，被强制劳动期间，还经常遭到毒打。”
幸运的是，经历了非人孽待之后，1945年12月，赵宗仁终于回到了中国。
张山是掳日劳工的家属代表。二战结束前，他的舅父被强行绑架至日本的某矿业作业场做劳工，而他的家乡河北唐山是掳日劳工的重灾区。
“共有2100多名唐山人被强掳至日本的30余个作业场强制劳动野蛮盘剥，其中，有500多人被迫害致死。”张山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民间的索赔意识逐渐萌发，掳日中国劳工代表在日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及加害企业承认加害事实、谢罪赔偿。
为此，作为受害劳工代表，1999年到2006年间，赵宗仁先后在中日两国间奔波了八个来回，但由于日本相关方面对解决掳日中国劳工问题的消极态度，赵宗仁一无所获。
赵宗仁的经历也是十余年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一个缩影。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指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在日本进步友人的帮助下，迫使日本法庭承认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的加害事实。但日本法庭仍以“诉讼时效已过、受害者索赔诉求受律师动员非本人意愿、七十年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同时放弃民间赔偿”等种种借口，判中国受害者败诉。
1995年以来，日本法院审理的近30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无一胜诉，加之受害劳工相继离世的现实，促使掳日中国劳工团体选择站在自己的国土上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讨公道。
对此，童增表示，从法律上来说，当年日本犯下战争罪行的地点就在中国，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属地裁定的权利。
已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做了近20年志愿者的张山告诉中新网记者，“鉴于无法在日本讨回公道，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已决心在中国国内起诉日本加害企业，希望包括媒体、司法等在内的社会各界贡献出一份力量，帮助我们在‘家门口’讨回正义和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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