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上午，来自北京的牟汉章、张世杰等37名原中国劳工及遗属，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就二战期间被强掳至日本做苦役，起诉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株式会社）及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要求两家日企在中日两国多家有影响的报纸上用中日两种文字刊登谢罪广告，并赔偿每位劳工100万元人民币。这也是中国劳工首次在国内起诉日企。
劳工及遗属向日企索赔
昨天上午，37名原中国劳工及遗属来到一中院立案庭，递交起诉状。由于事发距现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因此昨天庞大的起诉团队中，大部分为当年赴日劳工的遗属，有的遗属怀抱着亲人的遗像来到一中院的立案庭。
37名原告是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矿业做苦役的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而这些劳工及遗属起诉的是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劳工及遗属一共提出三项诉讼请求，首先是要求两家日企在人民日报等11家中国报纸以及朝日新闻等5家日本报纸上用中、日两种文字刊登谢罪广告，广告费由两家日企承担，其次是要求两家日企按每位中国劳工赔偿10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支付赔偿金，最后是诉讼费用由两家日企承担。
八旬幸存者忆劳工生涯
起诉团队中，年过八旬的牟汉章和张世杰两位老人，是为数不多的现在仍在世的被掳劳工幸存者。
祖籍河北的老人张世杰今年88岁，同10年前首次赴日索赔时相比，张世杰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经大不如前。1944年，张世杰在去县城买布的路上被掳走，那年张世杰只有19岁。经过几天的颠簸，张世杰从河北老家到了日本，并被送到当时的长崎户町三菱煤矿株式会社的一处煤矿上，年轻力壮的张世杰被分配下煤井挖煤。
“晚上吃不饱，就是干活，跟在监狱差不多。我记得光我们矿上至少就有300多名中国劳工。”张世杰对于当年的劳工经历仍有深刻的记忆。
近四万劳工被掳赴日
本次起诉，由中国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中的北京、河北、山西等六家律师事务所组成律师团，担任代理人。北京的代理律师康健也向北京晨报记者介绍了那段中国劳工被掳到日本做苦工的经历。他说，现有材料记载，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38953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通过日本侵略军用武力抓捕后，采用强制手段押送至日本做苦役，其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
而本案被告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奴役中国劳工5650名，死亡1023名，该公司10个事业所平均死亡率18.1%。另一名被告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奴役中国劳工3765名，死亡722名，该公司12个事业所平均死亡率19.2%。“被告对原告强行掳掠、强迫劳动的行为，不仅违反国际人道法，也违反了中国国内法及日本国内法的规定。这次在国内提起诉讼，是为了维护中国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及人权，二被告必须在承认加害事实的基础上，向中国受害者真诚谢罪、赔偿。”康健说。
中国劳工维权道路曲折
记者了解到，早在1995年，劳工们就曾赴日起诉要求赔偿。1995年至今，中国劳工在日本法院陆续提起14件讼案，最终全部以败诉告终。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在中国劳工诉日本西松建设株式会社索赔案的终审判决中，确认日本企业的加害事实，但以中国人已放弃索赔请求权为由，不当免除了日本政府及包括本案被告在内的相关日本企业的法律责任。2011年3月1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劳工诉日本政府及鹿岛公司和间组公司损害赔偿案的上诉，至此在日法院的诉讼全部结束。
谈及为何这次向国内法院提起诉讼，康健告诉记者，2013年7月，韩国釜山高等法院和首尔高等法院分别作出了韩国二战劳工对日索赔诉讼的胜诉判决。“我们不是要参照韩国劳工的做法，只希望国内法院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中院已收下起诉材料，正在立案审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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