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佘子清将建言公祭日的报纸珍藏了9年
昨日，游客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 供图/CFP
昨天，南京小雨。早8点，淅沥的小雨中，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门前，等候参观的游人已排成长队。纪念馆另一侧的会议室，几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听闻设立公祭日的消息，匆匆赶来。
幸存者佘子清
将建言公祭日的报纸珍藏了九年
80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佘子清，也参加了昨天“南京各界人士就拟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座谈”。
与其他幸存者表达兴奋的方式不同，佘子清带来了自己收藏了近十年的一张报纸——2005年3月11日《现代快报》直通两会报道。这张报纸上，有两篇报道：《49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每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国家公祭日”赞同声一片》。两文中间配图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大十字架，以及包括佘子清在内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佘子清，南京大屠杀发生当年仅5周岁。手里拿着收藏近10年还依旧崭新平整的报纸，他说：之所以保存这张报纸，是希望国家能够承认死难者公祭日这件事情。“我不但保存这个报纸，其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纸我都收藏着。”
佘子清的母亲在南京大屠杀时被日本人杀害，当时年仅5周岁的他和姐姐，因为逃到“南京西康路33号”的美国大使馆而幸存下来。“我对这个事情记忆在心，始终忘记不了，在睡觉的时候，一幕一幕的，日本人如何大屠杀，像放动画片一样。”
2004年，得知有人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时抽烟嬉笑不认真，佘子清就主动申请来馆里做志愿者。
在纪念馆内有一排幸存者的“脚印”，其中也有佘子清的。佘子清说：他爱给人讲解那段历史，尤其是爱给青少年讲解那段历史。只要不是雨天，给人讲解到这里，他都会脱掉鞋子，双脚踩进自己的脚印里。
虽然已经80多岁，佘子清的身体还硬朗，上台阶的时候不需要人搀扶。被问及要在纪念馆做多久的志愿者，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他的答案都一样，只要我还能干得动！
老人一听到防空警报
就要家人把自己扶起来坐着
冷柏平是较晚听到消息的人，他昨天早上听广播才知道要设立国家公祭日。获悉这个消息他非常激动，赶到会场的时候眼眶还红着。
设立南京公祭日，是冷柏平父亲的心愿。冷柏平的父亲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生于1919年，今年春节前去世。
2005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赵龙第一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建议将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冷柏平的父亲当时通过媒体报道得知消息十分高兴，但此后该提案一直“石沉大海”。
冷柏平回忆说，父亲逝世前在医院卧床一年，神智也不清楚，但每每听到南京大屠杀几个字就格外惊醒。就算记不清大屠杀的日子，听到防空警报，也硬要家人把自己扶起来坐着。
朱成山：“按国际惯例，今年悼念仪式将有国家领导人参加”
对话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记者：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距今已经很久了，设立公祭日还有意义吗？
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是南京之耻，国家之耻。我们现在设立国家公祭日，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因为日本还在否认侵略。
一个民族忘记历史，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还有未来吗？还有和平吗？我们悼念南京大屠杀，是应该的，由地方层级提升到国家层级，也是应该的，说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历史。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9月3日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不一样，抗战胜利纪念日在1999年全国人大提过，这次是作为立法形式固定下来。而将12月13日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从来没提过。这是中国国家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提出将12月13日作为国家公祭日。
记者：我们纪念馆是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什么公祭日的名称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而不是遇难者？
朱成山：名称问题我们一直在讨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这个名称我们用了20多年，遇难者主要指遇到自然灾害死亡的。南京大屠杀30万的数字是指死难者，用死难者更为确切，作为法律用词也更为准确。“死难者”是本人坚持一直要用的，期间也有人提出受难者，受难的范围更为广泛，但我觉得死难者最为贴切。
记者：设立国家公祭日有什么意义呢？
朱成山：设立国家公祭日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设立国家公祭日，是国际惯例。因为民众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战争中牺牲的，更多的是普通民众，值得纪念。
第二，将12月13日作为国家公祭日，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和传承。历史的传承，需要一定的方式，我们现在要用国家公祭日的形式固定下来。
第三，设立国家公祭日，是国家意志，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不是今年悼念，明年不悼念。我的理解是，国家立法了，必须每年执行，今后每年都要做，而且是国家来做。
第四，对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是个狠狠的反击。每次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仅仅表示抗议、表示愤怒是不够的。30万的数字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我们用国家意志，把它确认下来，南京的历史不能否认。
记者：如果设立了国家公祭日，今年12月13日我们打算怎么做？
朱成山：目前还没有就此讨论。
不过，可以预见，今年悼念仪式，由原来南京市的悼念升级为国家悼念，按国际惯例，一定是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第二，过去邀请的国际人士，今年按国际惯例，应该增加邀请外国政要或者前政要参加。第三，这样的活动应该每年都要举行。
公祭日首倡者：时隔9年终获回应
作为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首倡者，全国政协原委员赵龙昨天也出席了座谈会。
2004年，赵龙和孩子第一次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除了沉重和悲愤，也倍感困惑和震惊：“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人类浩劫，中国人民历史的大灾难，我们仅仅是在地方层面进行悼念，纪念馆本身也是地方性的机构，这跟国际通用做法差异很大。”当时，赵龙的孩子带了录像机，说要录完给外国人看看，“他知道，外国人很多不知道这段历史。”
2005年，赵龙提出设立国家公祭日后，有49名委员响应，但此后并无进展。2012年，赵龙曾再次提交公祭日提案。在昨天的座谈会上，他说：“时隔9年，石沉大海一直没有消息，今天终于有了消息，与其说是惊喜，不如说是感慨和期待。”
“当前形势下，设立公祭日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回应，是国家层面的正式回应。”在肯定设立公祭日意义的同时，赵龙更多的提到自己的期待。
除了“建议将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赵龙还曾提案，建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升为国家级纪念馆，并申请世界遗产，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抢救性保护”、发行南京大屠杀纪念邮票、解决抗战老兵待遇等。“我期待着剩余的能落实。”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悼念仪式已进行20年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悼念从1994年开始，仪式主要为全城拉警报、放飞和平鸽、向遇难者献花圈等规定性动作。直至2001年后，名称才由单一的悼念活动，改为双主题，即悼念遇难者、祈祷和平，像2002年，为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暨南京国际和平日。从2002年开始，每年由一位杰出的南京青年代表，代表南京市民，宣读和平声明。
南京是全国所有城市中首个进行悼念的城市，也是最早拉警报的城市，每年12月13日拉响警报，祭奠遇难同胞。
从1994年到2014年，20年，20次，没有间断过。祭奠仪式也分大小年，据介绍，小年是有4位江苏省省级官员的副职参加，逢五逢十即大年，有江苏省省级官员中的正职参加。
世界二战三大惨案：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南京大屠杀。前两者都建立了国家级的纪念馆，并且有大规模的祭奠。波兰有5个集中营，全部是国家历史博物馆，每年1月27日，奥斯维辛解放日，是作为大屠杀纪念日。联合国也把1月27日作为大屠杀纪念日，每一年波兰总统都要出席。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摄影/本报记者 邹春霞(除署名外)
(原标题：幸存者佘子清：盼公祭日盼了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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