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发布了《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4)No.2——流动时代下的安居》。这位年轻学者几年前曾因研究北京的“蚁族”而出名。这一次，他把目光对准青年住房问题。
在他所进行的“北京市青年住房状况调查”中，有52.1%的被调查者在北京租房。他们付出的平均月租金是1993.4元，占家庭人均月收入的37.1%，略高于其自认为最多能够承受的比重(35.2%)。这意味着，对于租房居住的受访者而言，每月的房租负担已达到其所能承受的“极限”。重压之下，很多年轻人被迫选择了并不被政策允许的“群租”。
从北京地铁崇文门站的地下走向地面，需要经过42级台阶。过去一年里，彭慧一次又一次走过这42级台阶，经过并不复杂的左转右转，回到“家”中。
彭慧有29位室友，她们共同的“家”是一套约14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这套房间原来的结构，彭慧和她的室友们都没有见到过。她们来到这里时，房子已经被改造成4个卧室、1个小厅、1个厨房以及两个卫生间。4个卧室里分别住着10个人、8个人、6个人和6个人。
1992年出生的彭慧并不习惯把这间群租房称作“家”，她的家在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像这间房子里的其他人一样，彭慧尽管喜欢谈论北京，却从未真正属于过这座城市。
彭慧心大，遇事想得开。这样一位神经“大条”的女孩，在一个温暖得令人想瞌睡的下午，正蜷缩在一个容纳了10个人的房间的下铺，用笔记本电脑看《刑事侦缉档案》第四部，“古天乐在这里面特别酷！”彭慧笑嘻嘻地说，唯一让人心烦的是房间里的网速。由于10人共用一个网络，姑娘们经常连不上网。
即便性格开朗，彭慧与她们也甚少交谈。睡一觉再睁开眼，对面的床可能就换了新人，这些住在同一屋檐下、听得到彼此呼吸的女孩有时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和她身后的故事。
10天前的彭慧还不能这样悠哉，那时的她还是一家地产中介的销售，在北京东二环、三环之间奔波。因为不会骑自行车，彭慧没有像其他中介人员那样穿着衬衫、打着领带，骑电动车呼啸而过。但相同的是没日没夜地辛苦奔波。
彭慧一天的工作是从早上8点50分开始。因为群租房内要排队洗漱，她通常会在早晨7点钟起床。卫生间的水龙头坏了，没有热水，整个房间出热水的水龙头只剩厨房一个。所以大家只能在洗菜池子上面洗漱，“最恶心的是池子经常堵，所以老是就着油花、面条、菜叶子洗脸……有段时间水池坏掉了，大家蹚着水洗个脸，然后再去浴室洗脚。”房间只有一面穿衣镜，宽度不到半米，每天早上姑娘们都得排队照镜子。
一番折腾，彭慧走出家门，走向崇文门地铁站，在拥挤的早高峰里看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打着哈欠、听着音乐或是一言不发地盯着车载电视里的广告。
彭慧到达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是刷帖子，“你们在58同城、赶集网、搜房网上面看到的房源信息都是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的。”之后，是晨会，上司开始布置一天的任务。
每天，彭慧都要打上两三百个电话，约客户、约业主、谈价格、看房子、回访……打仗似的一天在晚上10点30分结束。结束之前，通常会在9点开夕会，总结一天的工作，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就要继续加班干活儿。
彭慧没有周末的概念。公司让每周休1天，但这宝贵的一天并不完全属于彭慧，客户和业主仍然会不断打电话给她，她依然需要像工作日一样往外跑。“有的时候真累得挺不住了，我就把手机调成静音，假装没听到电话，晚上再给客户回过去。”
在中介公司忙碌了一年，彭慧的身体开始发出警告。早晨经常被胃疼叫醒，后来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胃溃疡。因为身体上的不适，彭慧辞掉了工作。同在地产中介工作的男朋友每天给她送早餐。男朋友是她的同学，又同时来到北京工作。
“就是因为他，我才会留在北京。”但在北京马不停蹄的生活里，他们一周只能见一面，然后一起吃个晚饭。
“说实话，我不喜欢北京。节奏太快，消费水平又太高，一个月不挣八九千元，很难过得舒服。换个二线城市，一个月挣个三四千，已经过得很好了，还能攒点儿。”
在北京的一年，彭慧没有攒下一分钱。每个月的平均工资有4000元，除去房租900元，每天吃饭七八十元，下班晚了还要打车，一个月的薪水所剩无几。她的工资构成是1500元的底薪加上开单即有的500元，再加上业绩提成，收入不固定。
这间群租房令租户满意的地方是租金可以月付，甚至可以天付，每天38元或是一个月900元，如果连付3个月的话还有折扣——这一点彭慧也是刚刚听说，她在这里住了一年，却从来没有连付3个月，因为付完3个月的房租，就没钱吃饭了。
900元的租房成本在北京这样的地段只能租到一个床位。彭慧深谙租房市场的价格：三环以内最差的次卧也要1500元；出了三环能便宜两三百元；四环以外五环以内1000元。900元想要租一个单人间只能到五环之外了。
“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我们班当初一起来的30个同学，如今只剩三四个。”第一次来北京实习时，彭慧就见识了首都的包罗万象。
彼时的她在中国美术馆实习，做服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告知游客不要碰画、不要吃东西喝水。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5点，站两个小时休息半个小时。包吃包住，每个月拿到1900元补贴。
彭慧回忆，从没见过那么惨的“包吃包住。“她和另外17个人住在一间40平方米的地下室。正值北京的冬天，地下室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大概是由于不习惯北京的自来水水质，彭慧的脸上开始冒痘痘，“当时的条件又只能用冷水洗脸，那时候满脸痘特别不想见人，丑死了。”
大部分时候，彭慧需要掰着手指算钱过日子。在交完所有费用之后，彭慧的手里只剩800块钱，公司在最初的一个月不发工资，她需要用这些钱过完两个月。公司只提供午餐和晚餐。彭慧从来不吃公司的菜，只吃米饭。有时去早市买些咸菜，就着米饭一起吃。晚上的时候彭慧从食堂拿两个馒头，花10块钱买一盒8个的咸鸭蛋，还有老干妈辣酱。晚上1个馒头、半个咸鸭蛋，剩下的留到第二天早上当早饭。“如果实在忍不住，头天晚上吃了一整个咸鸭蛋，那第二天早上就不吃了。”第二天早上的馒头一咬一掉渣，彭慧就着辣酱，喝着水，大口大口地往下咽。后来发工资了，彭慧想要改善一下伙食，买了个煎饼果子，还有“双夹”——一种夹了鸡蛋和火腿的饼。
彭慧不愿意回忆起当初的苦日子，对未来也没有显出一筹莫展。辞掉工作后，她正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目标是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工资可以比以前低点。“头疼死了，毫无头绪，想找个文职类的助理工作，但自己办公软件什么的又不太在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但公司不给交五险一金，别的倒无所谓，医保一定要交啊。”彭慧有时觉得，实在不行就继续做销售，毕竟是熟悉的领域，但是自己又没有本科的学历，她对于找工作略显迷茫和无能为力。
彭慧有时会羡慕一个同学的舅舅，70后，多年前两手空空来到北京，没有学历，只有吃苦耐劳的劲儿。“当时他刚结婚，还要养孩子，一个月工资几百块。就靠自己一步步奋斗，现在在北京有房有车，还有自己的公司。”彭慧觉得自己现在拼不过“富二代”，也不指望在北京买上房。“北京只适合挣钱，不适合居住。3年之后，我和对象赚足了钱就在老家买房，长远的打算还是回家。”彭慧说自己在学校时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复杂的问题，每天过得很开心。工作之后，学着生存，这些问题迟早会找上门来。
“只为活着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
本报记者 杨杰 实习生 郝如媛
李可很少对这座城市投入感情。在这间群租房里她总是显得焦躁而愤怒，与这里居住的医院护士、来京实习大学生、推销银行信用卡的职员不同，李可在北京已经工作了三四年，自称是培训学校的副校长。
因为进进出出的人太多，群租房的门锁并不好用，姑娘们每次出门前都要仔细检查几遍有没有带钥匙。因为如果没带钥匙，敲门是没人会来开的——“有人敲门时，×姐不让我们开门。”姑娘们口中的“×姐”是这里的房东或是二房东，租客们也不知道×姐是不是这栋房子的实际拥有者，她们与她的联系是每个月定时交房租和房间里有东西坏了时，打电话给×姐，她会派人来修。×姐也不允许代收快递，习惯网购的年轻人只能自己在家的时候让快递来送。
不久前，这间房子刚刚被人举报过。在电梯里也时常有邻居向租客们打听房间里是不是住了很多人，租客们往往讳莫如深。令她们头疼的还有小区的大门口，由于需要刷卡进入，没有卡的租客们，只能等着别人进出的时候跟在后面。“人多的时间段还好，可是有时候人少，远远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要进去或者里面有人出来，我都要急匆匆跑过去，趁门开了跑进去，有时候实在里外都没人就只好等着，那种感觉一分钟都像是过了一个小时。”一位租客说，“为了掩饰尴尬，我通常拿出手机来玩儿。”
晚上大家下班回来，洗衣服做饭洗漱聊天，群租房内开始进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光，李可嫌吵，直接在客厅贴了张告示——晚上9点以后不准在客厅聊天说话，可是这似乎并不奏效。晚上11点之后，洗澡声、马桶冲水声、洗衣机转动声、打电话聊微信声不绝于耳。有人熬夜工作不肯关灯，连带着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的声音。有一次，李可在卫生间里洗澡，有人进来上厕所，出去的时候没有关门，让她着了凉。为此，李可差点与那人大打出手。
尽管时常带着愤怒，李可还是不愿意搬走，她曾有过复杂又曲折的租房经历。“被中介骗过、遇到过难缠的房东、因为工作调动为找新房子急得团团转……”
“租房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侵权问题已给青年人才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廉思说。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中，仅有26.3%的人表示在租房过程中未遇到权益受损问题，33.3%的人表示自己曾经遭遇房东临时清退，且无补偿，41.3%的人表示自己曾遇到租金不按合同随意上涨的情况，更有43.8%的人表示自己曾遭遇过黑中介克扣甚至骗取中介费。
李可的同事有在燕郊买房子的，“上下班要两个多小时。”李可在一周一天的休息日整理着衣服，“只为活着，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她将叠好的衣服放进旅行箱，群租房内没有衣柜，李可就准备了4个旅行箱，一个大过一个。高低床的一角挂了5个包。
李可说自己的目标还没有完成，所以不能离开北京。“自己当老板，开培训机构，这只是小的目标。”春天的柳絮飘进了屋子里，李可抓了抓，却没抓住。一同飘进来的还有不远处北京站的整点报时钟声。“大的目标，现在还不能说。”李可补充道。
这个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的高才生曾经在通州租过一居室，每月租金2000元，占李可当时收入的五分之一。“晚上下班特别晚，通州的大马路上没有人，远远的突然走过来一个，像幽灵一样，特别吓人。”
“每天上班干吗？挣钱买房子。买房子干吗？还房贷。”李可说很多人的生活进入了恶性循环。她觉得这座城市过于功利，在嫌弃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它功利的一部分。所有的意义就变成“讨生活”3个字。
“回家乡才是拼爹，在这里更公平”
尽管有各种牢骚，但群租客们依然对北京以及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怀有愿景。
在一套群租房的6人间里，住了4个河北姑娘和两个甘肃姑娘，“五一”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晚上，这间并不宽敞的屋子里笑声不断。来实习的兰州大学的女孩们就要结束实习离开北京了，剩下的人为她们举办了一场小小的欢送会，几瓶啤酒，几碟小菜，聊天就是这场欢送会的全部内容。
跟房子里其他租户的形同陌路不同，在来自河北的赵爽所住的6人间里，大家一直相处得很愉快。总说要搬走，可是因为太忙了，没空找房子。就是晚上回来睡个觉，所以没搬走。在她看来现在住的地方挺方便，“一块住的人这么多，大家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就是个互相迁就呗。”
现在，6人间里只剩下赵爽和张萌两个人了，张萌是医院护士，不经常回来。“再过几个月，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房子，我打算跟张萌搬出去合租，不再住群租房了。”赵爽说，“群租早晚有一天是要被取缔的，我也赞成取缔群租。可是现在大家挣得不多，北京房租又贵，那还能怎么办？一块租房可以，做成那种宿舍式的管理可能好一点。”
赵爽去年3月还没毕业就只身来到了北京，会计专业的她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会计。因为“太安逸了，每天都没事干，就是坐着刷网页聊QQ”，所以今年年初，赵爽选择了跳槽，现在她在一家证券公司谋得了一份后台咨询的工作。
赵爽每天上午9点上班，晚上要忙到10点多才能回到住的地方，有时候遇到难缠的客户，中午连5分钟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们这行有好多证要考”，前段时间赵爽一直在准备考试，每天下班还要学习到很晚才上床睡觉。可即便新工作这么累，赵爽还是干得很开心。“刚入证券这行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自己也感觉心慌，可是一旦你做成一件事，学到那么多东西，那种感觉真是太高兴了。”
从上学开始，赵爽就一直想去北京，“没有不想待在北京的时候。”在她看来，北京的医疗条件好，如果她在北京，父母以后就能有好的就医环境。此外，北京的教育资源优良，将来有了孩子可以有更好的教育环境。除了为上一代和下一代考虑，对赵爽自己来说，“北京的生活交通更方便，在北京工作能有更好的平台。”家里人一开始并不同意赵爽留在北京，也曾经用安排行政事业单位这样的条件诱惑她回家，可是赵爽拒绝得很干脆，“回小城市才是真正地‘拼爹’，在北京竞争机会更公平，旁边都是跟自己一样奋斗的人。”
虽说在北京活得并不容易，可是赵爽从来都没想过离开北京。赵爽排解烦闷的方式是看综艺节目，“看的时候不用想烦心事，一看就笑。”定居北京就是赵爽最大的奋斗动力。
跟赵爽同住一屋的张萌今年7月就要正式从中南大学的医学统计学专业毕业了。前不久，张萌刚被北京的一家二甲医院录取，不仅有正式编制，还解决北京户口。说起新工作，张萌的眼角眉梢都透着喜色。
去年刚来时正是北京最热的时节，张萌恰好睡在空调机底下，“噪音特别大，有时候吵得整夜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起来使劲儿砸一下就能稍微安静会儿”，因为可以正常制冷，房东不肯修，就这样张萌伴随着空调噪音住了好长时间才搬到下铺。冬天的时候因为暖气烧得特别足，又不经常通风，再加上人多，张萌老觉得喘不上气来。
因为租房的人流动性比较大，所以经常是“呼啦”来一大片，“呼啦”又走了。刚住过来的时候，因为人多嘈杂，张萌经常睡不着觉，“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现在能睡得特别香。”虽然并不打算常住，可是张萌还是把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收拾得井井有条。她在床周围挂了一块红色碎花的帘子，给自己隔开了一点私人空间。卡通床单、小木桌、小玩偶再加上床头一盏昏黄的台灯都使得张萌的床看起来颇为温馨。
“在北京找工作虽然难，可回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学医的张萌曾打听过家乡医院的招聘信息，可是发现有的医院直接实行内部推荐，所以也就放弃了回家工作的念头，开始安心在京找工作。“虽说北京空气质量差，人又多，可是北京有最好的医院，而且历史人文气息也比较浓厚，生活也方便。”张萌笑着说。
张萌的同学当中只有一个跟她一样在北京实习，有时候两人也会暗自较劲。同学之间难免互相比，找工作的时候有信息我们都不会共享，因为共享就意味着她要和你一块去竞争。但是很多时候她还是会告诉自己：“别人比你好就好呗，大家都是同学，将来没准还多个靠山呢。”
幸运的是，张萌成功地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现在她觉得在北京“有定在这里的感觉了”。
正式入职之后，张萌想要跟赵爽一块出去合租，“最好房租在2000以内，有单独的卫生间，合租的都是女生就更完美了。”
治理群租应疏堵结合
让青年有房住比有住房更重要
群租客们一脚踏进了城市，另一只脚却悬在空中，不知道该落在哪里。他们散落在北京城的边边角角，挤在狭小的空间中度过最珍贵的青春。但拥挤的群租房不但禁锢着其中的居住者，也让邻里“头疼”。
北京住建委、规划委、公安局、卫生局等部门在去年夏天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关于公布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北京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单个房间不得超两人(有法定赡养抚养义务关系的除外)。此外，《通知》还规定，出租住房应当以规划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不得按照床位出租，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能出租。
廉思教授的调查结果为这一政策的落实情况提供了参考。数据显示，样本量近5000的受访者中，42.1%的人居住于集体宿舍及青年公寓之中，20.9%的人合租整套居民单元房(非群租，未打隔断)，17.4%的人单独租住整套居民单元房，15.0%的人居住于群租房、农村低矮平房以及地下室之中，4.6%的人居住于廉租房、公租房之中。在租房居住的青年人才中，保障性、政策性住房覆盖面仍然较低，群租房、低矮平房及地下室等非正规房源仍占相当比例。
5月1日上海龙吴路盛华景苑发生火灾，导致两名消防战士牺牲。据了解，事发房屋所在的该小区24号楼1301室，建筑面积88.65平方米，客厅用木板作简易分割。该户业主一个月前将房屋租给外来人员。经现场勘查发现，房内住有10人，违法使用液化气钢瓶，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为此，上海市开始实行新修改的《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出租房每个房间居住人数不得超过两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
与群租客们居住在同一小区的居民韩先生提起群租很是气愤。“之前楼下有一户群租，上星期刚被清理了。还没清理的时候，人多，太乱了！”韩先生摇了摇头。韩先生说，虽然未发现丢失东西的现象，可自己总觉得不安全。
之前这个小区管理严格，先是给小区居民发出入证，后来是门禁卡，“现在这门禁卡也不行了，有的时候外来的人就在门口等着，一开门‘哗’的一下进来一帮。”韩先生皱着眉头，“群租绝不应该有的，如果房主房子有富余，出租也应该走正式手续，不应该群租。”
徐大爷就住在群租房的楼下，“有时候电梯里面遇到不认识的租客，心里面有点犯嘀咕，谁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我就不敢让我外孙女一个人上下楼梯，真出事了，怎么办？”徐大爷说，前两天小区里面接连发生5起盗窃案，徐大爷的对门就被偷了。“群租肯定是不好的，但关键是怎么治理。”
在常住居民看来，群租的主要问题是“脏、乱、差”：当大量租客使用楼内设施时，诸如下水道堵塞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产生的大量生活垃圾招来蟑螂，使群租总给人留下“脏”的印象；群租房进进出出，人数多，早出晚归易产生噪音，让人觉得“乱”；群租周围往往治安较差，同时存在消防等安全隐患，曾有住户抱怨，因为小区内群租太多，导致二手房房价比隔壁小区每平方米整整低了1万元。
年年治，年年难治。群租的乱象，租客和常住居民都深知。但如何让年轻人和他们的邻居住得安全舒适，是尚待解决的难题。在廉思看来，群租产生的根源就是市场上供需的不平衡，“北京市市区住房供应总量虽然足够，但是结构不合理，大户型住房居多，青年人可以承受的小户型房屋量少。”
根据廉思课题组的调查，年轻人理想的住房面积婚前为55.7平方米，婚后为75.4平方米，但是目前的租房市场上很多户型都是两室一厅，而且受房主主观意愿的影响比较强，所以年轻人可以接受的租金较低的小型住房供应不足，无法满足需求。“还有就是大学毕业生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他们的收入超过最低收入标准、居住年限不足无法申请保障性住房，但是另一方面市场房价偏高，他们又负担不起市场房，高不成低不就。”
对此，廉思教授提出：“要规范租房市场，限制非法房源的同时，合法房源的供应也要跟得上。我们的建议是鼓励社会力量利用市场的杠杆效应，提供一些住房。不改变房屋结构，通过降低租客居住感受的方法对有限房屋空间进行高效利用。而且不能光靠政府建设廉租房，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也建不成，那么对现有的房屋进行改造就是一种比较快速有效的方法。”廉思举例，链家地产在做的一个“自如友家”的项目，就是对房屋进行改造，提供的房屋虽然也会打隔断，但是要求只能打一个隔断，而且每间房都有通风，厨房卫生间不能进行改造，会加装网络，用电用水会进行核查。“这样的方法把原来的房源激活了，原来三室一厅只能住3个人，但是改造后可以住5个人，缓解了租房压力。”
“长期来说，解决群租问题可以考虑对大学毕业生当中的弱势群体发放租房补贴，稀缺人才落实住房保障体系，包括通过社区宣讲、微博微信发布、高校讲座等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向年轻人宣传新的住房政策。”廉思说，提到租客的融入感，廉思建议，社区应该建设社区青年年会，使年轻人更好地融入到社区里面。让流动青年融入到社区生活中。
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也认为，群租房的房东手里掌握着大量房源，在打击取缔群租的同时，可以尝试引导愿意将房子出租给多人居住的房东，在确保合法安全的前提下对房屋进行适当改造，使之可以容纳尽可能多的人，从而减少群租现象。“如果能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缩短从北京周边租住地到市区上班地的乘车时间，北京市周边地区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租房，从而缓解市区的群租压力。”楼建波说。
解决群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城市与房地产管理系教授易成栋说：“建议疏堵结合。从防范安全隐患角度出发，政府有责任进行整治。从提高住房支付能力来说，政府尽可能提供更多的低价商品房、公共租赁住房，鼓励合格的城市住房、农村住房出租，并且要维护租户的合法权益。”
“让青年有房住比有住房更重要。”廉思最后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彭慧、李可、赵爽、张萌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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