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MPA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志红说：“我们呼吁并希望在不远的未来，一个地方教育的考评，不再是比能出多少个状元，多少个清华北大学生，而是当地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有多长，当地劳动者受到职业教育的培训能促进多少就业。”
眼下，一些高考状元成了“暴发户”。高考结束后，高考状元成了企业、政府、学校等各方追逐的对象，重奖事例屡见不鲜。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对39218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8.3%的受访者反对重奖高考状元，61.6%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政府奖励高考状元是把“状元”当成地方政绩。
51.0%受访者表示身边有重奖高考状元的事例
北京大学医学部大三学生吴薇曾是某县的高考状元，663分。“我当时就被通知到我的初中学校去领奖。当时在场的有很多学校和政府的领导，现场颁给我一块写着两万元奖金的牌子，还让我戴了大红花。颁奖仪式结束以后我还接受了我家乡电视台的采访。”
重庆市铜梁区教育委员会研究员张达勇介绍，在重庆铜梁区，每年由政府奖励学校一笔奖金，大概10万元左右，再由学校奖励给高考状元以及高考状元的初中就读学校。铜梁区附近的永川区和合川区的奖金是四五十万元，状元奖励10万元，状元的生源学校奖励10万元。
贵州省2012年高考理科状元张思伟，当年领取了所在高中颁发的奖金。张思伟告诉记者，第一名与第二名的奖金会差很多。“重奖本身是一种激励措施。有激励机制存在就有人会去为之努力，不重奖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这种激励的效果。”
调查显示，51.0%的受访者确认自己身边有过重奖高考状元的事例。
南开大学MPA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志红认为，重奖高考状元从本质上讲也是对教育事业的一种支持，关键问题在于社会组织对于教育支持的项目选择上过于单一，容易哗众取宠。“过度集中的话，就变成另外一种不公平。”
68.3%受访者反对重奖高考状元
对于重奖高考状元，公众怎么看？调查显示，68.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25.3%的受访者表示支持，6.4%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锋亮认为，重奖高考状元从侧面说明整个社会重视教育。古时候有“千金买马骨”，重奖状元，有助于营造社会重视教育的气氛。“当然，政府及企业可以为教育做更多的实事，而不是仅仅重奖高考状元。”
但张志红认为，当前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向了大众教育，如果继续固守精英导向的思路，在教育评价上，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对高考状元适当鼓励，但是不能过度累加鼓励。来自方方面面的奖励过度集中是另一种不公平。
张志红说，高考之后进入大学将是一个重新出发的过程，对此加以正确引导，才可能使学生踏入大学之后，能够踏踏实实地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来成就自我，而不是沉浸在不太理性的“捧杀”中无法自拔。反之，这些学生在大学入学之初会有非常大的心理落差，实质上对这些状元可能并非益事。
张达勇认为，奖励高考状元对于普通学生，也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这会给他们一个只有第一名才算是成功的印象，其他的成功都不算是成功。这会误导以后的学生去追求一种“极致”的成功，但实际上成功是有很多种的。
“对社会来说，这会导致追捧状元的社会现象的继续存在下去。”张达勇说，虽然国家严令禁止对高考状元的宣传，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做到，奖励状元这种事有利益关系在里面，要打破这种既得利益非常困难。
重奖高考状元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调查显示，40.5%的受访者认为会导致学习功利化，21.1%的受访者认为会使应试教育和唯分数论被强化，14.1%的受访者认为会造成教育资源分配不公,13.9%的受访者认为不利于培养考生健康良好的心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鲍传友认为，奖励高考状元确实反映了社会对人才、对精英的尊重。但是也要看到，有些奖励数额大大超越了一般的心理预期，并且有攀比现象。状元到底奖励多少，没有衡量的标准，应该加以规范。从奖励的主体来看，政府、企业、学校等的功利性取向越来越明显。我国教育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功利化现象严重，越来越偏离了教育的本质。而重奖高考状元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鲍传友认为重奖状元加剧了生源竞争，各个学校各出奇招，形成非常大的利益链，恶化教育生态环境，必然扭曲教育本来应该有的方向，加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功利性行为。
61.6%受访者认为一些地方把高考状元当“政绩”
调查发现，61.6%的受访者认为，一些地方重奖高考状元是把状元当成“政绩”，不赞同这一说法的比例为34.5%，3.9%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张志红指出，在某些相对贫困的地方，如果能够出一个状元，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就可能变出政绩，反复如此，导致在农村当地的教育变成一种教育，即高考教育—能出多少状元就说明有多重视教育。实际上，地方政府应该把更多的钱投到基础公共教育服务，也就是义务教育上去。因为义务教育才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劳动者整体素质。政府用这些钱过度支持高考状元在实际效用上不利于贫富差距的控制。
“我们呼吁并希望在不远的未来，一个地方教育的考评，不再是比能出多少个状元，多少个清华北大学生，而是当地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有多长，当地劳动者受到职业教育的培训能促进多少就业。”张志红说，应该从教育管理部门、社会组织、媒体、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等多角度来形成一种更好的对教育的理性投入机制，让教育公平得到彰显，让教育公共服务的各方面得到提升。
张达勇建议，要奖励高考状元，还是应该由学校来奖励，而且奖励数额应该降下来。以精神奖励为主，奖金应该是象征性的。如果企业要反哺社会，反哺家乡的话，应该在学校建立奖学金，将这样的奖励惠及更多的学生而不是高考状元一个人。
鲍传友看来，政府重奖的人应该是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通过一次考试获得状元，本身只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且任何考试都有状元产生。此外，政府的奖金是纳税人的公共资源，是否要奖励，奖励金额应该是多少，应该经过听证等程序。
“所有人都应该理性、平静地看待状元现象，才能淡化教育的功利性，真正做教育，而并不是追求轰动效应。奖励状元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让状元来讲一下自己的奋斗经历，这本身就是一种奖励。”鲍传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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